夜幕低垂,大一的课程在昏黄的灯光下缓缓展开。走在通往教学楼的路上,我暗自决定,这次关于人物的几篇优秀作业,尤其是描写父亲收谷子和与父亲摆摊卖菜的两篇,不宜当众朗读。这些文字太过真切,仿佛将读者直接带入那个质朴而充满生活气息的世界。尽管当众朗读是对写作者的莫大鼓励,但我仍有些犹豫,担心这突如其来的关注会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份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前些日子,大二一位同学提交的作业中,有一篇详尽描绘了暑假与母亲卖粮的经历,字里行间流露出踏实与心酸,令人动容。然而,就在课堂上提及这篇作业时,我敏锐地察觉到靠墙角落里那个身影的异样——他面色通红,坐立不安。我迅速改口,解释道:”他的作业篇幅较长,不便详细朗读,但质量绝对优秀。”下课后,我还没走出教室,便收到了他的短信:”老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作业的评价,我真的很高兴。只是,我希望我的作业不要被班里的同学看到。我怕以后在班里会感到压力,对不起您,请原谅我。”第二天,他又发来一条短信:”其实我的顾虑有些多余,只是我不希望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或许我有些敏感吧。”
清晨的阳光尚未完全驱散薄雾,我提前13分钟踏入教室,一眼便瞥见黑板右下角的两行字:一等助学金7人,二等助学金6人。讲台前,几个平日里活跃的学生正摆弄着电脑,投影仪上的文字不断翻页。见到我进来,他们嬉笑着打趣:”看看大二都上什么课。”一位女生走上讲台,轻声说道:”老师,有件事想跟您说。”我随口回应:”还没上课呢,时间归你们支配。”她似乎有些犹豫,片刻后站在讲台上宣布:”申请助学金的同学请举手。”我放下书包,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只见下方黑压压的一片,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女生清了清嗓子,继续道:”都先别放下,我数数人数,从靠门开始数。”在她的数数声中,我迅速开始课前准备,她却在纸上飞快地记录着每个举手者的名字。目光再次投向下方,那些举起的手虽然不高,却坚定而执着,没有人选择放下。大约过了几分钟,我拿起书本和U盘,那段等待的时间似乎并不漫长。
女生报出了最终数字:”17个,我们班的名额只有13个。”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为难。班长也走上讲台,两人并肩而立,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男生走了过来,讲台边顿时站了四个人。男生小声嘀咕了几句,女生提醒道:”你要说什么?大点声。”男生再次犹豫着低语,目光始终盯着讲台下方某个位置。女生有些不耐烦:”能大点声吗?”男生喉咙里发出骨碌碌的声音,更显不安。我猜想,他大概是想退出申请。女生还想追问,班长却从身后直接伸出握笔的手,在女生按着的17人名单中画掉一行名字。男生立刻转身,悄无声息地走向教室后方。此刻,我才注意到,那些长久举着的手此刻已分散到教室的各个角落,正是平日里课堂上沉默无声的那些位置。
上课铃响了,起初的十分钟里,屏幕上播放着北方大雪的图片。前排的学生发出阵阵惊叹,大雪压城的景象确实壮观而美丽。然而,我必须补充一点,就在关掉电脑准备上课时,网上已经出现了大雪导致校舍倒塌、学生伤亡的令人心碎的新闻。
课间休息时,一位来自广州的学生过来询问:”老师,可以放点音乐吗?”几个人立刻围住电脑寻找合适的曲目。班长显得有些为难,在过道上来回踱步。我问他:”一等和二等奖学金各多少钱?”班长表示还不知道。他又问我:”17人举手,13个名额,怎么分配呢?平均分可以吗?”我说:”我没有发言权,但应该尽量听取17个人的意见,大家一起商量出一个公平的方案。”下课铃响,班长宣布:”同学们留一下。”站起来的学生又都坐下,他补充道:”是申请助学金的同学留下。”前排的学生们长舒一口气,椅子发出阵阵声响,他们和我一起离开。这些经常与我并肩走在一起的学生们,经过几个月的相处,我对他们的面孔、姓名甚至字迹都已熟悉,而留在教室里的,恰恰是一些朦胧僵硬的面孔,很多还叫不出名字,他们正是平日里沉默不语的人。
离开学生宿舍区,只剩下我一个人,那些无声的举手画面再次浮现在眼前。今天的两节课,对于那17个举手者而言,无论我如何讲解,效果都显得微乎其微。他们在举手几分钟后便得知名额不足,可能无法获得助学金。在这种心情下,他们又怎能安详平静地听课?这种感觉突然让我感到一阵难受。终于,我找到了这难受的源头——在我上小学的上世纪60年代,填写学生登记表时,那种恨不得从这世上立刻消失的绝望窘迫,整张表格上最突出显眼的”家庭出身”一栏,那一厘米乘两厘米大小的框子,曾笼罩我一切的心惊胆战。庆幸啊,当时我的老师没有让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把手举起来一一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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