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条关于欧洲气候交易所碳期权交易的消息。这个原本属于小众、偏门领域的消息,却意外地收获了上百次转发,让我深感意外。这一现象也引发了我对碳交易与期货市场关系的深入思考。
从欧洲和美国的实践经验来看,碳价格的发现机制、排放企业在碳指标上的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都离不开传统期货市场的核心功能。这就像电力企业需要借助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来管理原油、天然气、煤炭等原料投入以及电力产出的价格波动风险一样,期货市场在碳交易中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中国,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部署,广东、湖北等省份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都积极参与了中国碳市场试点的建设。参照国际经验,一旦试点省市政府确立了碳指标(或称”配额”)的总量规模和参与试点企业的配额分配模式,下一步的关键任务就是让中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期货市场,成为碳价格发现的重要平台。
可以说,如果中国的期货产业无法深度介入碳价格的发现过程,中国的碳交易之路很可能会走许多弯路。回顾历史,自1848年第一个商品期货合约——小麦合约在芝加哥上市以来,美国期货市场已经走过了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期货市场在过去20年间从无到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是一个新兴市场,产品种类相对较少,市场层次相对单一。例如,中国目前还没有大宗商品的场外掉期业务,也没有基于期货合约的场内期权交易。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由于缺乏利率和汇率期货,导致金融机构在期货市场的参与度较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大宗商品领域。
相比之下,巴西的期货市场则显得更为成熟和发达。根据交易所的统计,2010年全年,巴西期货市场的成交量为6.19亿手(单边),其中超过一半的交易来自利率期货和美元汇率期货。从交易群体来看,金融机构占据了42.4%的总交易量,机构投资者占29.61%,外资投资者占22.4%,散户占3.88%,企业占1.71%。同年,巴西期货市场的总交易金额高达27.2万亿美元。
在碳定价的过程中,交易所发挥着核心作用。而交易所能否真正做强做大,关键在于其治理结构和透明度。我在与碳交易的创始人桑德尔博士(Richard Sandor)的多次交谈中,都能感受到他对这一环节的高度重视。2005年,他力主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控股公司——Climate Exchange plc在伦敦创业板上市,接受整个资本市场的监督。在碳交易初期,作为一个新兴事物,许多市场参与者包括金融机构对其了解有限。为此,桑德尔博士除了在交易所董事会之外,还组建了一个由一流专家组成的交易所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耶鲁大学等国际知名学术机构、FINRA等金融市场监管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前农业部长和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等,共同监督交易所的运作。
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是吸引一流金融机构、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参与金融合约交易的关键。而只有拥有高质量的流动性,才能形成真正的”定价权”。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从上月20日起,ICE欧洲交易所开始每周一公布ICE布伦特原油和柴油期货合约的持仓分布数据,涉及生产商、掉期合约交易商、期货管理基金和其他类四类市场参与者,这将进一步提高原油市场的透明度。
在中国,随着利率期货和外汇期货的推出,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的程度必将不断深化,中国期货市场以散户为主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对外开放方面,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虽然与中国的本国货币目前并非完全自由兑换,但这并没有阻碍它们吸引国际资金参与本国的期货交易。经历了2008年华尔街那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如何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提高金融话语权等核心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在中国,证监会计划未来容许QFII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中国的碳交易形成过程,也将伴随着整个期货市场逐步、有序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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