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森林般的扫帚拖把柄团团围住,像被隔离在另一个世界的孤岛。这片由劳动工具组成的”篱笆部落”,既是班级的边缘地带,又像座无形的监狱。苦瓜终于被正式”流放”了。他以连续五次在各类考试中稳居全班倒数第一的”荣耀”,被班主任老牛塞进了这个特殊区域。我们这些”原住民”为他开了个简短的欢迎会,可这个抱着书本坐在身边的男孩却哭了。真是个没骨气的家伙,我暗自鄙视。
“篱笆部落”是我取的名字,但现实远非诗意。这里只有三张课桌,六把木头椅子,课桌前整齐摆放着扫帚、拖把和铁锹,椅子背后是公告黑板。作为最后一排,我们被密密麻麻的扫帚拖把围得水泄不通,与教室主体完全隔绝。它既像座篱笆小院,又像座监牢。这个创意出自班主任老牛,他的目的很明确——将我们这些”害群之马”围起来,确保其他同学的学习环境不受干扰。那些不够开除条件又”无法挽救”的差生,就住进了这个特殊的”流放地”。
这学期开学那天,老牛带着新来的英语老师巡视班级。他指着我们说:”最后那排都是无可救药的差生,不用管他们。”英语老师推了推眼镜,坚定地点头表示赞同。中间几排的学生纷纷回头张望,眼神复杂,有人带着嘲讽的笑意。我怒吼着冲他们:”看什么看,欠揍啊?”这一嗓子把英语老师吓了一跳,老牛脸色铁青地指着我:”你给我出来!”我斜眼瞥了他一眼,纹丝不动。老牛喉结滚动,走到我身边。我歪着头嬉皮笑脸地说:”你得等我把鞋穿上呀。”全班爆发出一阵哄笑。
老牛把我带到西操场的单杠下,双手插在裤袋里,摆出一副社会人的架势。他说:”陈默,给我点面子?咱不是早就说好了,我不管你,你也别给我捣乱!”我吸了吸鼻子,说:”给根儿烟呗?”老牛不耐烦地掏出烟,甩给我一根,提高音量说:”快毕业了,咱俩最好相安无事!”说完转身离去。
上午第二节课,天空晴得有些不真实。我躺在草地上,偌大的操场寂静无声。望着远处明亮的教室,心底突然涌起一阵酸楚。
我叫陈默,这个名字是父亲取的,希望我能踏实做人,少说多做。可他自己却没能做到,在我读初三那年和另一个女人跑了。母亲去年下岗,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她靠做钟点工勉强维持生计。
高一下学期,我的成绩开始下滑,尽管拼命追赶,还是一落千丈。临近期末的一天放学,两个混混拦住我索要钱财。为了保护身上那三块钱,我从没和人打过架的我像发狂的小老虎,把其中一个人的肋骨踢断了。事情闹到学校,我被通报批评,还记了大过。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作为受害者还要被惩罚?从此,我开始故意捣乱。半年里,我变得暴戾而固执,成了学校有名的差生。
那天晚上,母亲煮了皮蛋瘦肉粥。她把每一块肉都夹进我碗里,连最细碎的肉丁也没放过。她对我的事一无所知,还满怀期待地憧憬着我能考上大学,出人头地。我掩饰得很好——早晨按时上学,掐准晚自习结束的时间就回家,有时还编造班级趣事给她听。谎言说得多了,连我自己都差点相信。但事实是,我把书包扔进篱笆部落,就到校外混迹。
我讨厌篱笆,憎恨这种可耻的隔离。我只能选择逃亡。
新来的语文老师姓范,听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是学校重点引进的高材生。他来到我们学校就教预备毕业班,足见校方的重视。苦瓜坐得笔直,伸着脖子听得十分虔诚。不知哪个值日生把扫帚倒放了,挂着叶子的竹条像巨大的扇面,完全挡住了视线。
我推了推苦瓜,说:”别装了,咱俩下盘五子棋啊?”苦瓜皱了皱眉,没理我。我伸脚踹了踹他,说:”再借你一根儿脖子,你能看见黑板啊?”扫帚都塞到这儿了,你还指望学啥?苦瓜歪过头小声说:”别闹,讲古文呢。”
我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侧过头对身边的皮豆说:”你看他这熊样,还听古文呢。”皮豆附和我,也跟着笑。这时台上的范老师敲了敲桌子,说:”后面那几位同学,请注意课堂纪律!”课堂纪律?这小眼镜儿跟我讲课堂纪律?我坐起身子,拨开扫帚叶冲他喊:”哎我说小贩儿,你卖你的知识得了,老牛没告诉你别管我们吗?”范老师脸色一阵惨白,他推了推眼镜说:”你叫陈默吧?我不管你以前怎样,但在我的课上请尊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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