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我的人生中邂逅了一位名叫章娅的女孩,她的小名是丫丫。那一年,她15岁,我16岁。我们两家之间的背景差异巨大,她父亲是北京军区副政委,身居中将高位,在“文革”的风波中毫发无伤。而我的父母则被冠以“黑帮”之名,家中多次遭受抄检之痛。然而,章娅从未对我流露出一丝歧视,反而主动帮我洗衣服,她的父母也对我十分友善,时常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让我在他们家住过不少日子。那时的我们,两小无猜,纯真得如同保尔与冬妮娅的故事,彼此间充满了朦胧的美好。
到了1969年3月,章娅突然人间蒸发,我前往她家询问,却遭到她的家人断然拒绝。我向她的几个女友打听,她们也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青岛的来信,才得知她被家人送往东海舰队参军。后来我才明白,是她家人认为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为了断绝我们的往来,不惜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得知章娅在青岛,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她。那时,我的父亲虽已获释,但对我管教甚严,生怕我误入歧途。我决定先去太原,摆脱父亲的束缚,再设法前往青岛。
太原是我两位小棋友刘黎亭和张小弟的故乡,我们在成都全国少儿围棋比赛中相识。我口袋里仅剩5元钱,不便向家中求助,便一路蹭车抵达太原。刘黎亭和张小弟的父亲分别是山西省委的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在“文革”中遭受重创,境况凄惨。我在他们两家之间辗转居住,与他们下棋,有时也和他们的父母闲谈。我将前往青岛的计划告诉了刘黎亭和张小弟,他们欣然表示愿意同行,我深受感动。然而,我们都没有足够的路费,怎么办?他们瞒着父母偷偷拿了一些钱,我则向家中谎报有事,寄来了10元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我们从太原开始扒车,一路艰辛备尝,多次被抓住,遭受侮辱、殴打,甚至被赶下车。到达青岛时,我们个个狼狈不堪,如同小流氓一般。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东海舰队。门卫当然不让我们进入,我们只能打电话让章娅出来。过了一会儿,章娅身着崭新的海军军装跑了出来,刘黎亭和张小弟识趣地躲到一旁。我们长谈许久,我抱怨她离开时为何不告知一声,她却不停地向我灌输大道理,说什么形势与以往相同,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我说:“我希望你说明白,为什么突然跑到这儿来?我们是否还要保持联系?”章娅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乱晃了。”我一听,心凉了半截。历经千辛万苦,千里迢迢来看她,却换来一句“在外面乱晃”,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刘黎亭和张小弟在不远处树底下等我,我下意识地朝他们看了一眼,心中更加苦涩。最后,章娅告诉我,部队纪律严明,她不能久留,然后问我是否有钱。她显然猜到我独自逃了出来。当时,我的口袋已经空空如也,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的钱。就这样,我们无奈地分别了。
我们三人买了五等舱的船票,准备前往上海会一位棋友,再扒车回北京。到了南京,我们却走投无路,一分钱都没有了,真是“弹尽粮绝”。没地方住,我们就在候车室里过了一夜。尽管是4月份,但夜里寒气逼人,加上肚子饿,我们半夜都醒了。就在我们绝望之际,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同时发现地上有15元钱,起初我们十分紧张,不敢贸然捡起,先环顾四周,确认无人注意后,张小弟迅速把钱捡了起来。这15元钱对我们来说如同救命稻草,正是它让我们平安回到北京。后来,张小弟为此写了一首诗,我也托他写文章寻找失主,承诺若找到定当重谢。这是后话。
从青岛归来,我仍未死心,继续给章娅写信,但她始终没有回音。我珍藏着她送我的照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视若珍宝,每天晚上都放在枕头底下。4月30日夜里,东华门派出所的民警突然闯入我家,要抓走我。我问:“为什么?”他说:“过节了。”我简直莫名其妙,他认定我是不安定因素,我只能乖乖跟他走。临走前,他从我的枕头底下翻出章娅的照片,说:“哎哟,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我和章娅的家属于同一个派出所,显然,他认识章娅。他的意思是:你个小流氓,怎么敢认识将军的女儿?说着,就把照片没收了。我愤怒至极,却无法解释这张照片对我的意义,只能眼睁睁看着唯一的纪念物消失。当晚,我被关在派出所的小屋里。第二天一早,我被释放了,但照片没有归还,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章娅的照片,从此再无。
后来,我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仍然每隔一周给章娅写信,但她始终没有回音。知青时代,恋爱成风,我始终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找女朋友的欲望,在我心中只有她。那时我很穷,工资被扣发,连买邮票都成问题,我宁可少吃一个馒头(那时8分邮票可以买两个馒头),也要坚持给她写信。她不理我,没有回过一封信,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终于明白,她看不上我,渐渐地,我也失去了信心,停止了写信。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只要路过她家的胡同口,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朝里面望上一眼,那里有我的初恋和少年时期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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