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二季度GDP同比增长4.30%，展现出极强的经济韧性。然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却相对低迷，二季度同比仅增长0.2%，尤其是5月份单月录得负增长。面对“外需强、内需弱”的局面，许多投资者已习以为常，甚至默认这一格局将长期延续。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官方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试图扭转这一局面。该规划的核心在于优化消费结构，即提高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这意味着官方将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服务性消费占比过低，并暗示提升该比例即可解决内需问题。为何服务性消费具有如此魔力？本文将结合剩余价值实现与内循环畅通等概念进行探讨。
什么是剩余价值实现
为理解“剩余价值实现”，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在一个缺乏投资机会的封闭经济体中，你是一位地主，雇佣了众多佃农。年底扣除佃农工资后，你结余了十万斤粮食，这就是剩余价值。然而，这些粮食你能独自消费完吗？显然不能，物理限制决定了你的消费能力。此时，产能过剩的问题随之产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个特殊机制将初级产品转化为高级服务。在开放经济体中，你会将粮食出口换取服务；在封闭经济体中，你会雇佣服务人员，通过建造宅邸、提供生活照料等方式，将粮食转化为高级服务。将此逻辑扩展至整个经济，便构成了古代“城乡二元结构”的精髓：农村作为生产中心提供初级产品，城市作为实现中心将初级产品转化为高级服务，二者紧密结合构成了经济循环。
抚养比、商业繁荣和国家安全
然而，这套体系存在天然缺陷。资本逐利，若放任其扩张，经济将陷入“囚徒困境”：资本为追逐利润扩大剩余价值实现，导致农业凋敝而服务业膨胀（即产业空心化）。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逻辑：文明往往被野蛮颠覆，是因为文明意味着高效率的剩余价值实现，服务业发达，抚养比高，看似脆弱且粮食储备少；而野蛮意味着低效率的剩余价值实现，抚养比低，粮食充足且坚韧。战争胜负往往取决于后勤补给，高抚养比经济体在碰撞中往往先崩溃。因此，理性的统治者会通过抑制剩余价值实现的过度扩张，防止抚养比升至危险水平。国家安全与资本繁荣之间的矛盾，正是中国历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源。表面抑商，实则抑制不带来生产力提高的剩余价值实现。
外循环以及内部矛盾的转移
那么，如何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不影响剩余价值实现？答案在于外需。在开放经济体中，生产国可以将初级产品出口到国外，通过外部实现中心消化产能。这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实现中心：内部与外部。这种模式看似安全：抚养比保持低位，国家安全有保障；同时产能全部实现。随着生产中心产能固定，外循环与内循环总量恒定，二者呈现跷跷板关系：外循环强则内循环弱。当前中国正处于“外循环强+内循环弱”的格局中。所谓的“通缩”实则是服务业收缩，而非单纯的货币现象。出口国与进口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K型分化：前者抚养比低、服务业收缩；后者抚养比高、服务业膨胀。这本质上是贸易不平衡问题，而非通胀或通缩的货币现象。
扩大内部实现中心的必要性
随着外需环境恶化（如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加剧），依靠外部实现中心的不确定性大增。为保障生产最大化，必须扩大内部实现中心。这就解释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深意。但扩大内部实现中心需谨慎区分质量，杜绝黄赌毒等低质供给。规划中提到的“消费供给更加优化，商品、服务质量持续提高”正是这一导向。高质量服务业供给的范例，便是近年来推行的“好房子”政策。优质的物业服务能创造大量服务业岗位，进而带动初级产品需求，帮助剩余产品实现价值。与其盲目扩张低端服务业，不如深耕“好房子”等高质量供给，以点带面推动内部实现中心的高质量扩张。
结论
最后，我们会发现剩余价值如何实现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需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发展眼光审视。关于如何实现剩余价值，我们已历经三个阶段：初期靠基建投资；中期靠扩大出口；如今面临贸易摩擦，必须转向高质量国内服务业。“内需不足”只是暂时的，随着高质量服务业供给道路的探索，这一局面终将成为过去式。
数据来源：Wind，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