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期满出路迷茫:何去何从的选择与挑战

自2006年起,我国连续五年选聘优秀大学毕业生投身农村和社区建设,累计超过20万名大学生村官投身于新农村建设浪潮中。然而,随着任期结束,这些曾经怀揣理想的大学生村官们面临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他们的出路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新一届大学生村官即将期满,许多人却重蹈覆辙,陷入三年前同样为就业发愁的困境。尽管求职简历上增添了担任村官的经历,但这段经历能否真正转化为城市职场所需的职业经验,仍是一个未知数。与三年前相比,他们的迷茫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在乡村的安逸生活而愈发深刻。

许多大学生村官已经习惯了乡村的宁静与简单,清闲的工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环境,让他们早已淡忘城市的压力与竞争。三年大限的临近,让他们不得不重新面对现实的挑战。挫折与迷茫交织,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缩影。

王波是2008届的大学生村官,今年4月底,他开始在招聘网站上投递简历。5月份,他幸运地获得了一家北京大型餐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职位。然而,他坦言这份工作更多是自身能力和素质的体现,与村官经历并无直接关联。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在农村的三年对职业选择毫无帮助。与王波情况相似,今年还有6万多名大学生村官面临期满,他们的出路无非几条:返乡创业、另寻工作、考公务员或续聘继续担任村官。后两条道路的机遇有限,仅能提供给少数幸运者。当年寻找出路的困惑,如今再次摆在他们面前。

全国大学生村官的选聘计划始于2006年。根据中组部数据,目前在岗大学生村官已超过20万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投身农村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为了镀金,有人寻求锻炼,有人暂时逃避就业压力。然而,从农村走向何方,是他们共同面对的课题。

在求职之前,王波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去年7月,他在北京大兴区礼贤镇参加完期满村官欢送会,目睹了一名女村官的崩溃场景。她声泪俱下地表示,三年村官经历几乎毁掉了她的前途。被拒绝无数次后,终于有一家公司愿意录用她,但公司管理层却直言:“我们只是可怜你们,公司根本不需要村官。”这段经历让王波深感痛心。

“农村三年,我们在专业上与应届毕业生相比毫无优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指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对大学生村官的吸纳能力有限,公务员队伍趋于饱和,未来吸纳比重将逐渐下降。这一现实让将村官作为跳板、意图考公务员的一部分人倍感沮丧。

从踏入大学校园到选择成为村官,挫折便如影随形。2008年,王波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专业是艺术设计。在大学期间就担任学生干部的他,认为去农村发展更有作为,于是毅然选择了做村官。“我那时满怀热情,觉得当村官就是蹲得低点,但可以跳得更高。”王波回忆道。然而,农村的现实还是让他略有失望:北京的农村与城市差距巨大,整个礼贤镇最高的建筑不过是四层的镇政府大楼。

更令他感到失落的是,提出关于村子发展的意见后,村干部们的反应让他备感打击。到礼贤镇孙家营村担任村主任助理的第二天,他就被分配去值班巡逻,协助村里的安保工作。当时正值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周边农村加强管理。王波被分到书记的一组,时间一长,他觉得可以与书记谈心,于是提出发展村里产业的建议——先做一个网站,将农产品信息放到上面,拓展销路;等点击率提高后,再借此招商引资。然而,书记却否定了这个提议,这让他备受打击。“村里当时欠着100多万元外债,只有搞发展才可能还清,而书记觉得,只要在他的任内债务不增加就可以了。村里背着重债,根本没有可能飞起来。”曾在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村当村官的付义华也有类似经历。

2006年,付义华从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选择去当村官。他毫不掩饰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北京户口。“去之前我就想,要带领农民致富,要让当地人永远记住我的名字,农村那么大点地方,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不容易吗?”付义华说。然而,他的雄心壮志很快遭遇了现实的冷却。“开会的时候,村里领导热情地说,你是大学生,好好给我们村设计设计啊。”付义华说,当时他感觉备受鼓舞,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在村里展开调查研究,据此写出了一份发展规划,交给了书记。“书记看了之后说写得好写得好,后来也就石沉大海了。”付义华这才意识到,鼓励提意见不过是客套话。

一边是并不乐观的出路,一边是梦想遭遇现实的挫折。上个世纪“农村天地、大有作为”的动员口号虽然仍极富感召力,但现实却比口号复杂得多。“村官”之路一波三折。

李旭立,2008年被选聘为西安市新城区胡家庙街道金花社区主任助理,现任金花社区副主任。见到他时,他正在整理一个报表。“2008年,我被分配到社区工作,报到那天,社区简陋的办公条件还是让我有些失望。”虽然做足了思想准备,但在这里,李旭立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平时轮流与同事们共用一个办公桌。社区工作繁杂而细致,李旭立负责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普法宣传等工作,而他平时更多的是在整理资料。“2009年我没有休过一天假。我的工作是每天去辖区内的几个工地看看,制作报表,准备材料,收集信息等,每天都往来于单位、工地和区政府之间,几乎成了联络员。”李旭立说,这与他当初的想象差距很大,曾有段时间,他的血压一直偏高。

2010年,李旭立被借调到胡家庙街道办工作,在此期间,尽管工作努力,他仍然觉得现实与理想有很大差距。“晚上回到自己与人合租的房子,有时候上上网,与同学沟通只会让我的失落感越发强烈,想出去创业吧,没有好的思路。”“毕业三年,很多同学都结了婚买了房子,我到现在依然什么都没有,眼下,我或许会找家企业上班,或许会自己创业,至于三年的村官经历,积累了社会经验。”李旭立表示。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尴尬,是许多大学生村官的共同感受。“其实很多村官都遭遇过身份的尴尬,就拿创业贷款来说,有的大学生村官户口不是农村户口,因此不能享受到优惠。回到城里贷款,银行往往因为他们所申请的项目涉农而建议去当地贷款。”大学生村官李元仓说,“我们只是村官助理,协助日常工作,并没有管理村务的权力。”村官小张说,有很多好的建议和想法,都只能作为参考意见在会上说一说,很打击大家参与村务管理的积极性。长期下去,很多人就真的成了“摆设”。

三年任期,很多人甚至没来得及总结这三年来的收获与付出,就匆忙踏上了结婚、生子,寻找稳定工作的路途。大学生村官中,女村官占50%以上。而女大学生村官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一些,面对记者的采访,她们顾虑也不少,例如接受采访会不会影响她们以后的去向等。“我马上就要续签合同了,三年的村官经历,肯定酸甜苦辣都有,说出来会不会影响我的前途?”空间有限难施展。

三年的村官经历,总会有一些收获。付义华的收获就是:“要想在农村有所施展,首先要跟村里的领导成为兄弟,让他能够信任我、欣赏我。吃饭的时候,就要多敬领导几杯酒,跟书记的关系比建议本身重要得多,在农村,干任何事情都离不开‘领导’两个字。”在提出的规划并没有像他自己设想的那样受到重视后,付义华开始学着放低姿态,融入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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