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在2007年曾透露,1987年和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候选名单中,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沈从文赫然在列,且被视为1988年最有可能获奖的候选人之一。这一珍贵信息源于马悦然个人的经历:他最初从龙应台处得知沈从文逝世的消息,随后立即致电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秘书求证。在确认消息后,他又联系了挚友、专写文化名人的记者李老师,最终得到了沈从文确实离世的确切答案。这一事件发生在1988年5月10日,马悦然感慨道,倘若沈从文能多活几个月,到10月份时,诺贝尔奖的桂冠极有可能就会降临在他头上。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创作成就闻名于世。在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笔耕不辍,留下了600余篇各类作品,辑成64种集子。他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这些独特的生命体验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沈从文逐渐淡出文坛,在文学领域几乎归于沉寂。令人唏嘘的是,第一位为他撰写传记的竟是外国学者——美国历史学家金介甫,这多少带有一丝讽刺的色彩。在金介甫所著的《沈从文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译本跋中,详细记载了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渊源。
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曾数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推荐过程极为严谨,由西南联大教授钟开莱倡议,夏志清、许芥昱、德国学者马汉茂等在1982年联合向瑞典科学院提交推荐书,其他人则单独推荐。钟开莱还积极联络瑞典友人和美国知名作家共同参与推荐。1983年和1984年,马悦然收到瑞典科学院的邀请,要求他提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沈从文,这表明瑞典学院对他颇为重视。1985年,马悦然成为瑞典学院委员,且是学院中唯一的汉学家。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数年间,马悦然将沈从文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这是瑞典学院最通用的语言。
尽管沈从文最终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金介甫的这段记述足以证明,沈从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备获奖实力的作家之一,其文学成就由此可见一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寥寥无几,沈从文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
沈从文未能获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介甫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异常激烈;其次,他的杰作大多未译成外文,在国外除了少数汉学家外,鲜有人了解他的名字和作品;再次,他多年未进行文学创作。当然,可能还有其他诸多原因。
当谈及第三点原因时,马悦然的心情不禁沉重起来。他参考了金介甫的《沈从文著作年表》(1924~1985)和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主要著作年表》(1925~1948),发现沈从文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文艺作品,主要创作于1924年至1949年间。新中国成立后,他几乎完全停止了文学创作,近四十年时间里,世人看到的都是他作为考古学者的形象。历史无法假设,但马悦然仍然忍不住想象:倘若沈从文在建国后仍能自由创作,他的文学产量至少会大幅增加。那时他还不到50岁,正是作家风格成熟、创作力旺盛的黄金时期,更何况他向来惜时如金。
沈从文对文学的退避,使他一头扎进了历史的尘埃中。凭借他的深厚功底和不懈勤奋,他在考古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版了《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专著。这些成果的取得极为不易,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古文化研究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属难得,更何况他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学者,且在那样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氛围中坚持研究。我们既敬佩他的成就,又为他不得不割舍文学事业而深感惋惜。一个人被迫离开自己钟爱的事业,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事实上,沈从文始终没有忘记文学,那种重拾笔端的渴望始终在他心中涌动。这一点,在他为《沈从文小说选集》所作的题记中得到了印证:他写道,希望未来能重新拿起笔,与读者共同歌颂人民在觉醒和胜利中的奋斗,为建设祖国、家乡和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力量,他的生命之笔也将因此重焕活力。然而,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无情地浇灭了这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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