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篇
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有一种推动社会运转的枢纽,那就是美德。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深刻指出,美德是维系国家稳定的基石。意大利诗人但丁同样强调,人生不应如走兽般浑浑噩噩,而应追求知识与美德的升华。三国时期蜀汉皇帝刘备更是告诫世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有贤德之人方能服众。
东汉科学家张衡提出了另一种人生境界:不忧职位不高,而忧德行不崇;不耻俸禄不多,而耻智慧不博。唐代大诗人李白用生动的比喻道出德行的力量:土石虽微,可筑城墙;积德虽少,能成厚地。明代学者神涵光则用行善与行恶后的心境对比,说明道德对心灵的滋养作用:行善则心安理得,行恶则夜不能寐。
革命家周恩来将道德境界提升到新的高度,他认为,在污泥中保持纯洁,不受腐朽思想的侵蚀,是最可贵的革命品质。著名作家郭沫若则痛心疾首地指出,良心的死灭是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羞耻心能够阻止人做出卑劣行为,这是一种宝贵的道德情感。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强调,道德不应停留在空谈层面,而应积极践行。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指出,情感是道德行为的动力源泉,没有真挚的情感,道德便失去了根基。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认为,伟大的人物无不拥有高尚的品格,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行动家,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
俄国作家高尔基主张,理智应高于心灵,思想应比感情更可靠。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将共产主义精神延伸到日常生活,认为它不仅体现在生产劳动中,更体现在家庭伦理、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美国作家邓肯认为,有德行的人之所以高尚,是因为他们专注于目标而较少受到诱惑,这种专注本身就是一种美德。
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人类被赋予的使命之一就是精神的成长。俄国作家契诃夫提出,理想的人应当智慧明达、道德纯洁、身体洁净。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则指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体系和生活习惯共同塑造的。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通过生动的寓言说明,守法有良心的人即使贫困也不会偷窃,而纵然给予贪腐者财富,也无法改变其本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强调,道德力量的发挥能够激发爱国热情与正义感,使其在现实中产生巨大作用。
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在痛苦中坚持道德信念,认为德性是幸福的源泉而非金钱。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指出,道德一旦败坏,人的审美趣味也会随之堕落。贝多芬还坚信,善良高尚的行为能够帮助人们承受苦难。
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德行不应被外表装饰所掩盖,它源于灵魂的力量与生机。他同时强调,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祖国表达真正的敬意。孟德斯鸠则主张,不名誉应当成为最严厉的刑罚。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健全的判断力是所有德行的基础,而德行的实现必须通过实际行动而非空谈。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将道德视为教育的核心目标。英国哲学家培根用香料的比喻说明,美德经过考验会更加彰显其价值,厄运更能暴露真伪。
古希腊寓言家伊索指出,阴谋陷害他人的人最终会自食恶果。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建议,与其治疗已发生的疾病,不如预防疾病的发生;与其沉溺于痛苦寻求慰藉,不如努力克服痛苦。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有力的道德体现在通过奋斗实现物质成功的过程中。
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主张,教育应培养具有强健体魄、高尚道德和开放精神的新人,使其能够适应时代潮流而不被淹没。德国哲学家恩格斯认为,真正的道德只有在阶级对立消除后才能实现。苏联政治家加里宁强调发展无产阶级道德,并用炼钢比喻思想改造。
中国近代作家邹韬奋认为,自觉心是进步的动力,自贱心则是堕落的根源。孔子提出,知耻近乎勇。王通则认为,不知耻是最大的耻辱。越南革命家胡志明指出,革命道德是在日常斗争中磨练出来的,如同玉石越磨越亮,黄金越炼越纯。
鲁迅还强调,做人处事的智慧需要自己领悟,他人提供的建议未必有用。中国革命家谢觉哉认为,见义勇为比见义而怯更重要。德谟克利特建议,即使在独处时也要保持知耻之心,比在他人面前更严格要求自己。
中国三国时期名臣诸葛亮提出,以静修身,以俭养德。孔子认为君子应忧道不忧贫。子贡主张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战国思想家荀况认为,强化根本而节俭用度,就不会受贫困之苦。法家韩非指出,奢侈懒惰导致贫穷,勤劳节俭则能致富。
唐代诗人白居易用对比说明,奢侈导致混乱,节俭带来安宁。唐代政治家魏徵警告,不居安思危、不戒奢以俭,如同堵塞水源却希望河水长流。唐代诗人李商隐感叹,历代贤明国家因勤俭而兴,因奢侈而衰。
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借历史故事说明,成功后的享乐往往与灾祸相伴。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认为,奢侈导致欲望膨胀,进而招致灾祸。南宋学者罗大经指出,奢侈使人苟取妄取,失去气节;而节俭则让人心安理得,培养气度。
中国近代教育家徐特立用半截粉条的故事说明爱惜公物的重要性。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受财富支配的人无法公正。波斯诗人萨迪指出,平日节俭的人在困境中更容易生存,而富足时奢侈的人在贫困中会饿死。
法国作家孟德斯鸠认为,奢侈与淫乱总是相伴而生。卢梭则指出,奢侈导致道德败坏,进而引发趣味腐化。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礼仪能够软化人的性情,促进和谐相处。中国战国时期政治家管仲提出,和善的态度使人亲近,恶毒的态度使人疏远。
北宋文学家苏轼描述大勇者的特征:面对突发情况不惊慌,遭受无故加害不愤怒。中国革命家刘少奇强调,要避免用言语伤害他人,也要能承受他人的言语攻击。日本作家松苏内吉将礼貌比作人际交往的金钥匙。
波斯诗人萨迪指出,气势汹汹未必有理。他认为,真正的勇敢不是压制他人言论,而是待人温和宽大。法国作家彼得·阿柏拉德认为,脾气暴躁是一种恶习,会导致冲动而非理性行为。
夸美纽斯认为,青年人应当不伤害他人,乐于分享,避免虚伪欺骗,保持真诚友善。洛克强调,礼貌是儿童和青年应养成的重要习惯。孟德斯鸠认为,礼貌使受礼者与施礼者都感到愉悦。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指出,幼年养成的恶习会伴随一生。法国作家梅里美认为,礼貌是最高贵的情感表达,也是最珍贵的行为。英国作家冈察尔认为,礼貌虽易做到却最珍贵。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将脾气暴躁视为人类卑劣的天性,认为发脾气等于倒退。
印度诗人泰戈尔用蜜蜂与蝴蝶的比喻说明,感恩是美德,而忘恩是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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