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假期间,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的诚挚邀请,我携家人从繁华的上海南下广州,开启了一段新的学术旅程。同年秋季,随着华侨大学的整体迁往香港,我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转折。不久之后,在张其昀、谢幼伟、崔书琴三位先生的共同倡议下,亚洲文商学院(夜校)正式成立,我荣幸地被推举为院长,肩负起传承中华文脉的重任。
1950年秋,怀揣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理想,我创办了新亚书院(如今已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流离失所的青年学子无学可上,四处漂泊。我目睹了他们的困境,内心深受触动。我坦言,创办新亚的初衷,正是源于对这群失学青年的深切关怀。当时从大陆辗转香港,看到许多青年学子彷徨无助,既无法进入台湾的大学,又缺乏其他出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感自己有责任为他们提供一片求学之地。尽管前路未卜,但我始终坚信,创办新亚书院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业。
余英时先生曾是新亚书院的早期学生,他亲眼见证了先生当年筚路蓝缕的创业艰辛,对先生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在余英时的记忆中,永远定格着先生那段令人动容的岁月:有一年暑假,香港酷暑难当,先生却因严重的胃溃疡独自卧病在床。我去看望他时,看到他孤零零地躺在空荡荡的教室地上,心中不禁泛起阵阵酸楚。我关切地问他是否需要帮忙,先生却平静地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于是,我立刻前往商务印书馆为他购置了一套完整的阳明文集。当我返回时,先生依然独自一人躺在教室地上,整个新亚书院仿佛只剩下他一人。先生的坚韧与执着,深深震撼了在场每一位学生。
钱穆先生的精神不仅在香港播撒种子,更远播至欧美大陆。他曾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学,其深厚的学术造诣赢得了广泛赞誉。在耶鲁大学讲学结束后,被该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学术领域的卓越贡献。随后,他又受邀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为著名的”丁龙讲座”作专题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应英国方面邀请,他参观了牛津、剑桥等世界顶尖学府。从英国出发,他继续他的学术之旅,先后探访了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最终回到香港。钱穆先生的精神,在他的门下弟子们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发扬,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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