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歌,我们班的高一女生,一位体育特招生。她的节俭堪称一绝,不仅不吃肉、不碰海鲜,连昂贵的时令蔬菜也拒之门外。食堂两毛一块的酱豆腐成了她最爱的食物,还常常理直气壮地宣称某位伟人也偏爱这种口味。有位同学实在无法忍受她的这种说法,便反唇相讥道伟人同样喜欢红烧肉,田歌听后只能闷声不语。
我们并非势利之人,深知贫穷并非过错。然而,田歌的节俭已经超出了常人的范畴,近乎病态。你绝不可能从她那里借到一块钱,一旦借了,她会反复提醒你“不要忘记哦”。如果还钱稍有延迟,她会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紧盯着你,或直接或隐晦地催促“快点还我的钱快点还我的钱”。她从老家带来的地瓜干总是锁在小柜子里,像老鼠一样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啃食,不肯分给任何舍友。就这样,她用近乎偏执的节俭和极端的吝啬,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让人无法靠近,也不愿靠近。
学校下发了通知,要求每班选出两名经济困难的学生,每月给予一定的伙食补助,并特别强调单亲家庭学生优先考虑。来自小山村的田歌和同宿舍的林凌获得了这份补助,田歌的申请理由是母亲早逝,父亲常年患病,丧失了基本劳动能力。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得到了一些意外之财,舍友们便起哄要小小地“宰”她们一顿。林凌答应得十分爽快,而田歌却犹豫不决,小声表示学校直接将补助打进了饭卡,她实际上还是没钱。林凌拉住田歌的手,轻声说:“田歌,你比我困难,我出三分之二的钱,你只拿三分之一好了,有限的名额给了咱们,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对吧?”田歌含糊地回应:“钱在卡里,一次消费太多,被学校查出来,影响太坏了。”
最终,田歌没有请客,哪怕只是请大家喝一杯豆浆都不肯。就在大家背地里议论纷纷时,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念了一封信,信是一位匿名贫困生写给校长的。校长义愤填膺地说:“学校的补助是帮助家境困难的同学的,不是用来让某些人敲诈勒索请客吃饭的。”校长义正辞严地宣布:“再有人胁迫特困同学请客,严惩不贷。”我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田歌,没想到她不仅是个变态的节俭狂,还会打黑枪告黑状。
回到宿舍,我们视田歌为空气,一句话都不愿与她交谈。我们用16岁最残忍的固执与冷漠,对待这个为了钱而变成叛徒的人。半夜,田歌突然哭醒,宿舍长冷冷地说:“深更半夜,扰人清梦让人作呕。”田歌大哭,委屈地念叨:“我没给校长写信。”我们根本没在听,而是共同关注着另一件事:田歌的母亲,其实还健在!田歌也停止了申辩,异样的寂静让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说出了真相:田歌为了得到补助撒了谎,每个月25块钱的伙食补助,代价是让她活生生的母亲,“死”在她的申请材料里。她以为全学校只有她来自那个不知名的小村,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却疏忽了自己也是知情人。
“你们不要告诉老师,不要告诉别的同学,好吗?”田歌鼻音浓重,凄清的月光照在她身上,两条能让她进入这所名校的长腿在浅蓝色的被子下蜷曲颤抖。没人回应。“求你们了,明天请你们吃肯德基。”“省省吧,你一年的补助也不够我们7个人吃的。”宿舍长懒懒地打了个呵欠,“睡吧,一会查夜的老师来了,事情就闹大了,你也不想是不是?”田歌噤了声,捂着被子,小声抽泣。
7个女孩能为一个不喜欢的人保守秘密,这样说,有人信吗?没人信。田歌更不信,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去食堂买来了各式清淡的小菜、炸得金黄的油条、暖人心脾的小米粥,一份份给我们分好,放在暖气片上温着,等我们洗漱完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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