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江晓凤,原名江晓凤,她年轻时的干练与魅力,如同神秘的百慕大三角,散发着令人无法抗拒的磁场。因此,无论男女老少,身边的熟人都会热切地称呼她为”江姐”。在外界,江姐雷厉风行,而在家中,她却总是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这种反差让我家的家庭氛围显得格外和谐,我们实行着”三权分立”的制度——当然,前提是我没有犯错被剥夺权利。民主的江姐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予我最大的自由。
芜湖到湘西,那趟颠簸的1000多公里,成为了我和江姐的第一次远行记忆。我背着行囊走在前面,江姐满脸兴奋地跟在身后。火车窗外,山清水秀,层峦叠嶂,江姐拿着她那像素仅800的手机,不停地拍摄着沿途的风景,还得意洋洋地来回翻看。我摸着已经冷透的”康师傅”面,无奈地对她说:”妈,吃面吧。”她给我削苹果时,我随手翻看了她珍藏的照片,却发现全部都没有对焦。湘西地处偏远,我们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挤上了去学校的汽车。刚下车,江姐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车站。晕车加上水土不服,她上吐下泻了整整三天。湖南人无辣不欢,而肠胃不好的江姐却半点辣都吃不得。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来一碗清汤面,胃早已吐空了的她却把面条吸得直响。看着眼前头发蓬乱的江姐,我觉得她不该是这个样子,她应该永远像她曾经那样精明干练,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
半个月前,江姐毫不犹豫地辞去了高薪工作,跋山涉水陪我来湖南读大学。为了省钱,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全裸”式房子,里面空无一物,唯一的家电是她从房东那里买来的一台二手空调。”你的寝室没有空调,夏天热得不行了就过来睡。”我看着她脱下黑白职业装穿上围裙,蹲在地上擦瓷砖的样子,觉得别扭极了。江姐来湘西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障碍,她一个人逛菜市场、购物、锻炼身体,性格爽利的她十分想融入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可是别人地道的湘西话总让她找不到边儿,处于”失语”状态的她很痛苦。
江姐把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厨房。她隔三岔五地往我的寝室跑,变着花样送来鸡蛋炖银鱼、芥菜圆子、卤水板鸭等家乡菜,极大满足了我和室友的味蕾。不到半年,江姐的包里塞满了这里的超市购物卡、兑换券还有车票。湘西是山城,交通不发达,连高铁也没有。中途回家的江姐只得凌晨坐火车去长沙,在车站等到深夜再坐高铁到合肥,第二天中午下车后,再在半个小时内狂奔到汽车站坐车回家。我一直觉得上帝放倒了时光的卡带,18年后才想起翻过面儿来。很多年,我有关江姐的记忆都是一片空白。小时候,家里生活很拮据,债台高筑。我被干妈接回了家,她在客厅装了一道推拉门,隔出一小块地方给我做房间。我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度过了童年、少年、青春期,而我成长时所有的表情,江姐只能靠电话猜测。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江姐在服装厂缝扣子、小餐馆洗碗、摆地摊。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把钱攒着寄给干妈供我读书。晚上,她还拖着酸软的身子去夜校考各种证,才换來之后光鲜体面的工作。
可我终究辜负了江姐的付出。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勉强够上外省的一所二本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后,江姐盯着封面上红彤彤的”吉首大学”4个字,问我:”吉首在哪?””在湖南。”她拿出地图说:”你点给我看看。”我指着贵州和湖南接壤的那条线:”大概在这附近。”江姐突然就哭了,第二天,江姐便在刘哥的支持下,果断辞去工作,大包小包的和我一起来了湖南。搬进出租房的第一天,江姐激动得睡不着。她反复地说:”平时你得住学校,和同学处好关系,周日回来就行。”我轻轻”嗯”了一声。半夜我睡醒,瞥见江姐正靠在床头打毛衣。她戴着老花镜,双手生疏地捋毛线,好半天才在针头绕一圈,小橘灯散发着柔柔的光。这只出现在小学日记本里的场景,却在我的18岁上演。我心酸得厉害,把头埋在被子里,很小声地呜咽。虽然她迟迟才来报道,但怀揣着数不尽的爱与温柔,晚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4年,174张车票,来回三万多千米。从不出远门的江姐用脚步为我走出一幅地图。她放弃追逐自己的天南地北,只想用满满的爱,陪我去湖海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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