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绿色金融转型挑战与机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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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业视角审视，关注高碳企业及资产转型至关重要，其核心目标在于防范由此衍生的金融风险。未能成功实现转型的企业可能面临估值下滑甚至沦为不良资产的风险。在融资需求层面，转型金融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目前尚未充分释放其潜能。要推动转型金融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突破权威标准缺失、”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受限、激励机制不足等瓶颈制约。

绿色金融理念及其四大支柱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始于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正式起步。在这一框架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四大支柱：绿色金融界定标准、可持续信息披露要求、激励机制和产品体系。

支柱一：绿色金融界定标准

目前我国已建立多套绿色金融界定标准，包括绿色信贷目录、绿色债券目录和绿色产业目录等。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了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方向，并将发展绿色债券市场作为重要内容。同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金委）编制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版）》，涵盖6大类31小类环境效益显著项目，为绿色债券发行审批、第三方评估、评级及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了重要依据。2021年，人民银行发布新版《目录》。此外，国家发改委牵头发布了绿色产业目录。目前，新版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主要依据发改委的绿色产业目录制定。

在参与国际合作方面，我国积极参与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等国际项目。该目录由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发布，该平台由欧盟于2019年发起，汇集了全球14个主要经济体，其GDP、人口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2020年7月，在人民银行倡议下，IPSF设立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工作组，中欧双方担任共同主席，通过对比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和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气候授权法案》，编制出《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该目录收录了中欧双方共同认可的、对减缓气候变化有显著贡献的经济活动清单。2021年11月，IPSF在COP26期间发布初版报告，2022年6月发布第二版，包含72项经济活动。新版目录已在中国市场得到广泛应用，几乎所有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的债券均采用该目录进行贴标，显著提升了债券在境外市场的吸引力。国内不少发行人在发行绿色债券时同时使用中国绿债和CGT双重标签，实现了融资成本降低。绿金委成立CCGT专家组，近期为300只存量绿色债券贴标，多家外资资管机构已基于这些CGT贴标债券开发基金产品。市场普遍认为，CGT贴标绿债属于高品质”纯绿”债券，未来相关产品有望更加丰富。

支柱二：可持续信息披露要求

早期环保部对重点排污企业实施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人民银行等信用监管部门则要求绿色金融产品发行主体披露绿色项目环境效益。国际趋势是向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制定的披露准则靠拢。2023年6月，ISSB发布S1和S2两项可持续披露准则，已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表示将采用ISSB标准。香港地区率先全面实施ISSB，2025年起强制要求上市企业披露S1、S2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并过渡期后披露S3数据，同时要求披露气候风险分析结果和转型计划。我国财政部正紧锣密鼓编制基于ISSB的可持续披露准则。

支柱三：激励机制

我国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推出多种激励政策。人民银行通过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办法，激励银行增加绿色贷款和绿债持有比例；碳减排支持工具为符合条件的新能源等绿色项目提供低成本资金。地方层面，以湖州为代表的绿色金融创新改革试验区为绿色项目提供贴息、担保等支持，部分地区政府为表现优异的绿色金融机构提供奖励，对绿色债券认证贴标给予补贴，并资助绿色金融培训和能力建设，为企业银行提供绿色项目对接、ESG评价、碳核算等公益服务。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绿色金融成本，提升了绿色项目回报率，有力推动了当地绿色金融和产业发展。

支柱四：产品体系

目前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达35万亿，绿色债券余额2.2万亿，成为全球最大绿色信贷和债券市场。此外还有1000多只绿色基金，以及ABS、ETF、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创新产品。这些产品有力支持了新能源、电动车、电池等绿色产业高速增长，我国在相关领域全球市场份额均超50%，部分领域甚至达90%。

转型金融概念及当前进展

在绿色金融取得长足进展的基础上，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下一步重点将转向发展转型金融。从金融业角度，关注转型本质上是防范高碳企业和资产转化为金融风险。英国咨询机构Vivid Economics的量化分析显示，煤炭相关企业估值可能下降90%，石油天然气相关企业下降40%，水泥相关企业下降30%，而光伏、风电设备制造商估值可能上升60%。减碳企业将获得市场青睐，持续高碳无法转型的企业则面临估值风险。若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缺乏金融支持，可能导致转型失败、企业破产或社会稳定问题。

当前绿色金融体系难以全面支持高碳企业转型，因为绿色目录主要涵盖纯绿和近绿项目，如风电、光伏、电动车等，而高碳行业的减碳活动大多不符合现行标准。然而，许多高碳企业具备减排转型潜力，并渴望获得资金支持。因此，亟需构建转型金融框架引导社会资本支持高碳行业向低碳零碳转型。转型行业至少包括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纺织、建筑、公路交通、航运、航空等。据统计，可转型非绿活动经济占比远超纯绿经济，需引导大规模社会资本支持。

国际转型金融产品尝试包括可持续挂钩贷款和债券等。我国自2021年起兴起转型金融产品，如SLL、SLB、转型债券及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其利率与碳排放量、能效等关键绩效指标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挂钩。但全球转型金融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缺乏权威转型活动界定标准、转型主体披露要求不明确、金融工具单一、激励机制缺失、公正转型关注不足等。

转型金融框架及其五大支柱

2022年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发布G20转型金融框架，提出五大支柱：转型活动界定标准、信息披露、金融工具、激励政策、公正转型。

支柱一：转型活动界定标准
采用目录法或原则法建立标准，降低市场主体识别成本，规避”假转型”风险；标准需具备透明性、可信度、可比性减排目标；适用于企业、项目、金融产品和投资组合；反映市场政策技术动态；考虑公正转型要求；具有国际可比性和兼容性。

支柱二：信息披露要求
转型融资主体应披露可信可比可验证有雄心的完整转型计划；披露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适应目标及进展；披露S1/S2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尽可能披露S3数据；披露落实转型的公司治理信息；指定用途工具需披露资金用途，不指定用途工具需披露支持转型活动KPI。

支柱三：转型金融工具
丰富发展转型金融工具箱，包括债务型融资工具（可持续挂钩贷款/债券、转型贷款/债券等）、股权类工具、保险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证券化产品等；要求融资主体提供透明科学转型计划，满足披露要求，金融工具设计需引入奖惩机制。

支柱四：激励政策
各国设计推出提升转型活动可融资性的激励政策；多边金融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机制；选项包括优惠融资、政府担保、贴息、认证补贴、政府基金投资、优惠税率、央行金融政策、碳市场政策、政府采购、行业激励等。

支柱五：公正转型
鼓励融资主体评估转型活动社会影响并披露缓解措施；以就业影响为例，要求企业评估转型计划对就业影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时需提出技能培训和再就业计划并披露；将再就业业绩相关KPI纳入转型金融产品设计；金融机构提供转型贷款时需评估就业影响，提供相应激励机制。

转型金融面临的难点与发展路径

近年来，我国多地参照G20框架推进转型金融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如湖州推出覆盖9个行业106项转型路径的目录，重庆推出6个行业125项技术路径，上海推出6个行业200项路径，河北推出10类176项路径。湖州还推出贴息等激励政策，建立企业碳账户，提供转型计划模板，降低融资成本。

但全国范围内转型金融总融资量仍很小，或不足绿色金融的1%。主要问题包括：缺乏国家层面权威标准；转型金融与”两高一剩”行业压降贷款监管要求矛盾；缺乏激励机制；未纳入官方统计；缺乏低成本企业碳账户体系；企业缺乏编制转型规划能力；金融机构缺乏转型金融业务流程和获客能力。

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推出国家级权威转型金融标准（首批覆盖钢铁建材农业，第二批石化化工有色等）；协调监管部门将”两高一剩”贷款限制改为经济活动限制，鼓励转型活动贷款；扩大碳减排支持工具覆盖范围至符合条件的转型金融业务；将转型金融纳入官方统计并纳入绿色银行评价机制；建立”碳账户”体系；推出转型规划编制模板并开展培训；建立转型金融业务流程和合格主体项目准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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