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慧眼识英才钱穆自学成才的传奇人生

钱穆的人生轨迹在历史的洪流中跌宕起伏，其学术生涯的起点却因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而被迫中断。在南京私立钟英中学求学期间，武昌起义的枪声骤然划破宁静的校园，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钱穆的求学之路戛然而止，学校因战乱停办，他不得不黯然离校。面对家境的贫寒与升学的无望，这位年轻的学子并未被现实的困境击垮。尽管心中常怀未能进入大学深造的遗憾，但他以惊人的毅力矢志自学，闭门谢客潜心苦读。十八岁那年，他毅然选择辗转乡村，以教书为生，开启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教育生涯。这十年间，他不仅辗转各地谋生，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学经典的研习之中，为其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在乡间执教的岁月里，钱穆在国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展现出非凡的学术潜力。

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这段看似平凡却意义非凡的历程，塑造了钱穆坚韧不拔的品格，也为他日后辉煌的学术生涯埋下了伏笔。随着晚清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革和西学东渐的浪潮，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尤其在”五四”前后更是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殿堂，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他从子学入手，深入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其生平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万言的巨著，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的考订，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陈寅恪盛赞其”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顾颉刚则评价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顾颉刚虽比钱穆年长三岁，已是当时学术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却因阅读《系年》手稿而对钱穆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刮目相看，直言不讳地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的学术成就令人惊叹，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完全依靠自学成才的历程。他的最高学历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却凭借惊人的毅力和过人的才华，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1930年，在顾颉刚的鼎力推荐下，这位自学成才的学者终于获得了走出乡间、北上燕京大学任教的机会，开始担任国文系讲师。燕京大学作为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在当时北平各高校中享有盛誉。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款待新来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的印象。钱穆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他的真知灼见引起了校方的重视，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将”M”楼更名为”穆”楼，”S”楼更名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校园内其他建筑也一一冠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众人竞相提名，却都不甚妥帖，钱穆灵机一动，将其命名为”未名湖”，从此成为燕园一景。

在燕京大学，钱穆教授大一、大二国文课程。他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风格，赢得了学生们的广泛赞誉和喜爱。然而，执教一年后，钱穆终究无法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最终选择辞职南归。尽管当时钱穆与顾颉刚在学术地位、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顾颉刚对钱穆始终关爱有加。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特意致信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极力推荐钱穆到北大任教。他在信中写道：”……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在顾颉刚的极力举荐下，钱穆终于踏入了梦寐以求的北大校园。除了顾颉刚的鼎力相助，胡适的首肯也至关重要。北大作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府，一直是钱穆心中魂牵梦萦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够到北大执教，自然喜出望外，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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