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品不仅深受读者喜爱,更被多次改编搬上荧幕。然而,这位文坛巨匠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纠葛,却鲜为人知。人们通常看到的是巴金先生生前享有的崇高声誉和身后备极的哀荣,但鲜有人知,在党国意识形态寡头的眼中,巴金不过是一枚被操控的棋子,只能按照既定的路线行进,一旦展现出鲜明的个性,便可能被弃之若敝屣。
1982年初,胡乔木召集几位文艺界的头面人物进行谈话,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诺贝尔文学奖若征求意见,我们可以推荐艾青、沈从文,但绝不推荐巴金。胡乔木的这一言论令人费解,似乎他认为诺贝尔奖的评选需要中国官方的干预。这种想法并不奇怪,毕竟在这个国家,无论是党国领导人的任命,还是修一条路这样的小事,哪一样不是经过最高层勾兑、全体一致通过的呢?
那么,巴金究竟得罪了这位被誉为“中国的苏斯洛夫”的意识形态主管呢?原来,巴金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颇具“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言论,主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多鼓励、少干涉,写作要表达作者自身的意志,并赞同赵丹遗言中“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观点。而胡乔木则持相反意见,大谈“有为而治”,并以此反驳巴金。此后,胡乔木多次当面或写信批评巴金,劝说其放弃这一说法。然而,巴金并未屈服,这一分歧最终导致了胡乔木的不满,并引发了上述事件。
这一事件是由广东作家丹晨在《随笔》杂志2004年底第3期发表的《巴金与胡乔木》一文中披露的。丹晨先生在文中毫不掩饰地评论道:我只是觉得好笑,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诺贝尔奖的评选需要征求哪个政府、政党的意见。你们真的以为你们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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