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图强的一代名相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公孙氏,名鞅,战国时期卫国人,史称卫鞅或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战国七雄并立的年代,齐、楚、魏、赵、韩、燕、秦七国争霸天下。秦国虽位列七雄,却因地处偏远西方,长期被视为戎族部落后裔,被中原诸侯排斥在外,不得参与盟会。彼时秦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均落后于中原诸侯,更被新兴的魏国夺取河西大片土地,国力衰微,形势岌岌可危。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对秦国积贫积弱现状深恶痛绝,决心励精图治,实现富国强兵。他颁布求贤令,宣称:”不论本国或异国贤才,凡能使秦国富强者,必重用封赏,赐予土地。”这一号召吸引了众多有志之士西入秦国,其中便有卫鞅。
商鞅出身卫国没落贵族,乃卫国国君后裔。因卫国衰弱依附魏国,他早年赴魏,在相国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掌管公族事务。秦孝公求贤时,公叔座已逝,商鞅遂离开魏国,投奔秦国。经人引荐,他得到秦孝公赏识,直言不讳地指出:”秦国百姓贫苦,终年劳作仍难温饱,而权贵阶层游手好闲却富可敌国,且死后爵位世袭,如此下去,秦国永无强盛之日。”他进一步提出强国之策:”富国必重农,强兵必赏战,治国必明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罚之下必有畏首者,赏罚分明方能立国威。故秦国必须改革现行法度,破除不合理制度。”
秦孝公深以为然,命其制定改革方案。然而,秦国贵族大臣对商鞅欲提高农民将士地位、改革制度的计划群起反对。秦孝公虽支持商鞅,却因反对势力强大,且新君在位未稳,只得暂缓改革。两年后,秦孝公政权稳固,仍力主改革,正式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二十级爵位中的第十级),并告诫大臣:”今后改革事宜悉听左庶长处置,违抗者即违抗寡人!”大臣们见状,再不敢反对。
公元前359年,左庶长商鞅呈上初步改革法令。秦孝公阅后大喜,立即颁布全国施行。为取信于民,商鞅在都城栎阳南门立木告示:”左庶长公孙鞅令,能移此木至北门者赏十金。”众人围观议论,或认为举手之劳何须重赏,或怀疑是玩笑,无人敢动。商鞅遂将赏金提高至五十金。赏金越高,围观者越觉荒谬,更无人敢触碰。直至一人应声:”我扛得动!”毅然将木移至北门。商鞅立即兑现承诺,赏其五十金,分毫不差。此事迅速传遍全国,百姓皆言:”左庶长言出必行,今后必遵其令!”
次日,城门再无木头,取而代之的是商鞅改革新法令告示牌。虽多数百姓不识字,但皆知新法必行,纷纷遵从。商鞅新法核心有三:建立保甲连坐制度,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新法实施后,秦国农业兴旺,民生改善,军力大增,接连击败魏国,夺取河西之地,更攻破魏国都城安邑。
秦孝公见初步改革成效显著,命商鞅推行更深层次改革。第二次变法包括:废除井田制开辟阡陌,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按户征兵赋,统一度量衡,迁都咸阳。改革过程中,反对者众多,据说一日即诛杀七百余人。更令商鞅意外的是,太子因批评新法触犯律法。商鞅认为此事关乎改革成败,向秦孝公进言:”国法当上下共守。若上位者不遵法,下民必生疑虑。太子犯法,其师唆使有责,理当依法惩处。”秦孝公认同,遂命商鞅处置。商鞅将太子两师公子虔处以劓刑,公孙贾处以黥刑,自此再无人敢反对新法。
商鞅变法仅十余年,秦国便由贫弱之国一跃成为强国。周显王遣使慰劳秦孝公,封其为”方伯”。中原诸侯见秦国强盛,不再视其为戎族,纷纷遣使祝贺。秦孝公遂封商鞅为商君,赐商地十五城,商鞅由此又称商君。
【人生点击】改革本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触动部分人利益,形成支持与反对两派。要使改革成功,必须赢得民心。商鞅移木立信之举,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树立守信形象,赢得百姓信任。改革者若能言出必行,令行禁止,其改革举措又能切实惠及民众,必能获得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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