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哲学界的璀璨星辰,为”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中以一支笔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最终却不幸罹难。在他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唯一的光亮便是遇见了她——那位为爱永葆炽热情怀的女子。她如同一阵清风吹散了梦中的呢喃,唤醒了沉睡的灵魂。
1945年10月的一个清晨,夏君璐推开位于重庆黄桷垭小镇的家门,迎接三姐归来。她的目光瞬间被三姐身旁的男子吸引:一身土黄色卡其布军装笔挺合身,希腊鼻梁挺拔,深邃的眼眸中透着智慧,蓬松的乱发倔强地搭在额前。他是三姐的同学,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时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远赴印度受训,日本投降后退伍。忧国忧民之心让他无心重返校园,渴望尽快在舆论界谋得一席之地。因国民政府当时设在重庆,他便暂居夏家。
他身材不高,相貌平平,却让夏君璐莫名地心生好感。白天,她不顾自己是个路痴,自告奋勇带他游览黄桷垭的山水;夜晚,她向他请教铅笔画技巧,两人一起吟诵李白的诗句。他才华横溢,17岁便出版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考入西南联大后成为金岳霖最得意的门生。在夏君璐眼中,他温文尔雅,举手投足间尽显风度。一周后,他搬往重庆市区,在独立出版社开始政论写作,却浑然不知这位灵秀淡雅的高中女生已对他一见钟情。
勇气在心中悄然萌发。当全家准备迁往重庆城时,夏君璐借机给他写了第一封信:”殷学士福生兄:星期六(一月十二日),决定搬进城。兄来舍下请到中一路167号。您有一个布口袋在我这里。”信末她特意编造了邀请理由,颇有些此地无银之态。他像兄长般送她书,送她小兔子。”自从幼小,家道中落,没有得到什么家庭的温暖”,这使他性格孤僻,生活中常常沉默寡言。她却不在乎,满怀憧憬地给他写了一封封书信。像一阵风,吹醒了梦中的呢喃,不知何时,情感已悄然在两人心中滋长。她嫌”福生”不好听,他便改名”海光”。她让他向往,让他崇敬,他们的恋情却遭到家人反对。
夏君璐的父亲夏声曾追随孙中山革命,在国防部任职。尽管他赞赏殷海光年轻有为,却认为”海光桀骜不驯,不易相处,过于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感情走极端”,何况他还比她大9岁。为了阻止他们见面,父亲将夏君璐安排到武昌学风最好的圣希理达女子中学就读。而随国民政府南迁,殷海光去了南京。距离却让他们的爱情更加炽热。她偷偷给他写信,字里行间越来越热烈动人。她纯洁勇敢的爱令他感动,他们的通信日益频繁。因她就读学校对男女通信管理严格,他不得不用了许多化名。”我每发信给您,像愚笨的学生交作文给先生看……但我是厚皮脸。”她是热烈奔放的,从偶然的相逢到心灵的碰撞,她认定要和他活出一场淋漓尽致的人生。而他的信始终内敛矜持:”我总是用理智之闸把感情之水关住,尤其在我觉得虽然是好可是却不应该的时候。”他既担忧她受到家人的责难,又为”国家是这样危险,这样乱”而忧心忡忡。
因文笔犀利,他被《中央日报》聘为主笔,时代的洪流将他推上政治舞台。她不希望他”偏袒国民党”。可”说真话”又让她非常担心,切切地提醒他”不要过分,被打击的滋味不会好受”。她也关心他的健康,叮嘱他”常常日光浴,尤其清晨的最好,并且鱼肝油不要忘记吃,应该随身带着”。爱如泉水般涌来,澄澈如水,葱茏如山,皎洁如月,逐渐化解了他内心的矛盾。乱世中,她迅速成长。他赞赏地说:”在我的头脑中,您渐渐变成传奇式的人物,使我向往,使我崇敬,也使我矜哀。”
1947年11月,金陵大学文学院聘请殷海光任教,因深受学生喜爱,不到两个月便升为副教授。他在信中畅想未来:”我希望有个贤淑的……有一个好的小家庭,有一两个‘小土匪’,著一两本有学术价值的书,种种花,栽栽菜,做个教授以终老。”对于爱,他羞于启齿,但信中的省略号,已让她心花怒放。他想辞掉《中央日报》主笔,专心做教授,可文章屡屡轰动,几次递辞呈均不获允。他心境不佳时,只有端详她的照片,才能感到些许喜悦和希望。不久,徐蚌会战爆发,殷海光以主笔身份亲临前线。面对”赤野千里,庐舍为墟”的景象,他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感绝望,在煎熬中写出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文章对国民党政权给予无情批判,令蒋介石震怒。局势日益混乱,通信变得艰难,收不到夏君璐的信,他心中十分惦念。
1948年圣诞节,夏君璐收到一张圣诞卡,正面是一对小精灵坐在松树枝上,内页用英文写着:”我爱我们两个的小世界,只有你为我,我为你……但最重要的是,亲爱的,我爱你!”读到最后一句,她热泪盈眶。回信中,她表明了决心:”你死,我死,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永久地相爱。”她如阳光般照亮了他心头的冬天。
《中央日报》开始迁往台湾省,再写信时,他留下了台北的新地址:”如果力量办得到,我想在台湾海边做栋小房屋,在那儿沉思、读书、写文、种园。至少还希望和您一起在海边散步,眺望那遥远的海之境色。”他希望她”慢慢设法来台”,投考台湾大学。1949年6月3日,在殷海光安排下,夏君璐抵达台湾省。爱情的小舟在时代的大海中颠簸起伏,终于平安驶入基隆港。
因对当局的陈腐之气愈发不满,殷海光自觉无力扭转,遂退出报界,在傅斯年邀请下,到台湾大学执教。夏君璐也考入台湾大学农化系,她的志向是毕业后做他的妻子,过他梦想中读书、种花的生活。殷海光终究放不下家国责任,在台大授课之余,他和胡适、雷震一起创办了《自由中国》,并兼任主笔。1953年,夏君璐毕业,他们正式结婚,3年后,女儿殷文丽出生。在温州街的家,她尽情地种植、烹饪、饲养,他终于享受到家庭的温暖。《自由中国》推出的一系列社论戳到了国民党的痛处,随着”雷震案”爆发,编辑们被暗杀、被抓捕,殷海光也被特务日夜监视。书不能教,文章不能发表,人人谈”殷海光”色变。”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先如坐围城,且无地容身,生活也日渐困窘。”没有收入,只得靠夏君璐给人做衣服艰难度日。即使这样,她的爱依然坚如磐石,在被软禁的小院,他们挖池子、造假山,栽杨柳、种睡莲。狭小的空间里,她为他开辟出无限乐土。院外,疾风骤雨;院内,恬静幸福。在梦想的大庄园,他坚持读书写作,并完成多部著作,其中《中国文化的展望》成为现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越时代的头脑与宝贵的经验”,可自由被剥夺,思想无法传承,殷海光因此长年心情郁结,不幸罹患胃癌。
在学生的资助下,他做了手术,术后只能进食流质食物。于是,夏君璐在院里种了一小片麦子,每天早上给他打青汁;他瘦成皮包骨,无法走动,太阳挪到哪儿,她就把他抱到哪儿。她像阳光一样,照着他心头的冬天。
1969年9月6日,被禁锢11年之后,殷海光在夏君璐怀中含冤去世,年仅50岁。殷海光的著作几乎全部被查禁,当局试图彻底抹去他的痕迹,夏君璐被迫带着13岁的女儿远走美国,随身带着的,是他们在战乱年代中的两百多封书信。在美国,她当佣人、做大厨,搬家十几次,那些信件,全都保存完整。2011年,《殷海光全集》18册由台湾大学出版社整理问世,《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编入其中。重新翻开那些泛黄的信件,记忆灿如花开,忆起初相遇的一刻,耄耋之年的夏君璐羞涩地说:”我爱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他们的女儿殷文丽则说:”假如有诺贝尔爱情奖,我觉得应该颁给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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