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抵达香港后,肩负起党的机要交通员的重任,频繁穿梭于香港、九龙与广州之间,为党的秘密机关传递着至关重要的情报。父亲作为母亲的上级,有时还会亲自向她授课。父亲那富有感染力的四川方言,时而激昂时而低沉,让母亲倍感亲切,也时常忍俊不禁。然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母亲的心思并未因此飘远,她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此时的父亲已届而立之年,自欧洲归来后一直独身一人。他敏锐地注意到那位名叫张瑞华的女机要交通员,不仅意志坚定、胆识过人,更兼具机灵秀气的气质,于是在心底悄然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终于有一天,父亲鼓起勇气来到母亲的住处,略带羞涩地开口道:”张瑞华同志,我想找你谈谈…”母亲以为是为工作事宜,便说道:”我今天没空,要去九龙送文件,改天行吗?”父亲立刻应道:”可以,我过几天再来。”说完便转身离去。母亲生前几年,家中的保健护士们曾趁她心情愉悦时开玩笑问道:”老奶奶,当年您和首长是谁先表白的啊?”母亲笑着答道:”当然是他先追的我。”护士们追问:”您怎么知道的?”母亲说:”在香港的时候,他经常来找我聊天,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果然,没过多久,父亲再次登门拜访。两人面对面而坐,突然都涨红了脸。父亲毕竟更为成熟稳重,稍作调整后,言谈间流露出对母亲的爱慕之情。这是母亲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她紧张得捏着衣角,手心冒汗,低着头轻声说道:”我过两天再告诉你,行吗?”
母亲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要数广州起义那场关键战斗。当时局势危急,父亲叉着腰,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抵抗从观音山冲向指挥部的敌人。平日里,他不苟言笑,看上去十分严肃,却从未见他发过脾气。那几天,母亲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那个人”的身影。他越是严肃,她心中反而越是轻松,暗自想着:”嗨,他凶一点又怎样?我不怕他!”1928年4月,在党组织的批准下,两人结为革命伴侣。一个雨后初晴的早晨,母亲搬出住处,提着一个小小的行囊,住进了父亲在香港皇后道的秘密住所。这一年,父亲29岁,母亲19岁,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按照组织规定,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男性每月15元,女性7元,外加每人3元交通费。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下,这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异常艰难。
整个夏天,父亲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衣。每次一进家门就脱下上衣,母亲帮他洗净,有时他自己动手清洗晾晒,只能穿着背心在家待着。母亲作为交通员,为便于掩护,乘坐船只时必须选择较好的舱位,穿着也要符合身份,不过也只有两件比较体面的旗袍。有一次,母亲提出让父亲陪她去附近的商店逛逛,父亲以为她想买衣服,便欣然前往。到了柜台前,母亲却让售货员拿过一件男式短袖衫,硬逼着父亲试穿。父亲这才明白母亲的用意,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拗不过她,眼珠一转,凑到母亲耳边说:”有情况。”然后拉着她匆匆离开了商店。等母亲反应过来只是父亲的小花招时,只能无奈地苦笑。父亲说:”就那点钱,留着给你用吧。”这话让母亲鼻子一酸,差点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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