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铁蹄肆虐的年代,一群少年沿着山脚的公路艰难前行,而在与之平行的山道上,他们同样在跋涉。巍峨的群山被云雾缭绕,葱郁的林木在夕阳金辉中焕发出天堂般的景象。少年们驻足凝望,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好一派壮丽河山!”时光荏苒,七十载岁月如梭,这群曾经风华正茂的少年如今都已垂垂老矣,但那段流亡的岁月却如同昨日重现,历历在目。由于身处险境,这段经历更被赋予了浪漫而奇幻的色彩。其中一位幸存者打开了尘封的记忆闸门,引发了其他人的集体回忆。作为一名编辑,我聆听了许多亲历者的讲述,终于拼凑出这群少年最终的命运轨迹。
在这些幸存者中,最令人扼腕又最令人敬佩的,是江文焕。他辗转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为理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他的妻子程正迦年仅二十九岁,儿子才一岁大。在一个会议的间隙,他怀着对妻儿的无限眷恋,在船埠头与家人告别,这一别竟成永诀。江文焕留给妻子的信件如今珍藏在杭州云居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已经九十高龄的程正迦,在福利院的轮椅上,依然会唱起当年丈夫教她唱的情歌:”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那深情的旋律,穿越了时空的阻隔,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
在这些少年中,最才华横溢的当属金庸。他背着厚重的《综合英汉大词典》,一路颠沛流离来到大西南,考入政治大学。因敢于挑战专横的学校训导长,他最终被学校开除。抗战胜利后,他考入《大公报》,被派驻香港,后来成为一代文坛巨匠。而与他同窗的金庸好友王浩然,如今已是杭州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然而,命运却对王家宝大爷格外苛刻。在流亡途中,只因那个地方有书读、有饭吃,还有可能实现他儿时当将军的梦想,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前往贵州息烽,一脚踏进了培养军统人才的中央警官学校。他自以为算得机敏,在主管毛人凤的辞职报告上批示”如拟”后,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抽身,却没想到这一决定让他一辈子都躲不开军统的阴影。坐牢、下放、无公职,直到九十高龄,他依然没有养老保障。
一样的青春年华,一样的出发,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终点。在出发之初,谁能预见到命运的千回百转?这段尘封的历史,如同散落在时光长河中的珍珠,等待着后人去拾取、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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