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霸王与桂树
楚霸王自幼便对树木怀有深厚的喜爱。相传在他年少时,曾途经一个村庄,目睹一位老人正准备用斧头砍伐一棵桂树。楚霸王连忙上前询问缘由,老人解释道:”我家院落方方正正,恰似一个’口’字。而这棵桂树生长在院中,便将’口’字变成了’困’字,岂不是大不吉利?”楚霸王听后,眉头一挑,灵光乍现地反问道:”照您这么说,若将树砍倒,人困于院中,不就成了’囚’字?这样岂不是更加不吉利?”老人闻言一怔,觉得楚霸王言之成理,顿时打消了砍树的念头,这棵桂树也因此得以保全。
诸葛亮与桑树
作为蜀汉政权的中流砥柱,诸葛亮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际,特意在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将亲手栽种的八百株桑树视为家族的立身之本,以此保障子孙后代的生计。这位被誉为”一代名相”的智者,一生清廉自守,两袖清风,临终之际留给后人的唯有这些桑树,其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
董奉与杏林
三国时期东吴的医学巨匠董奉,以其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善举名垂青史。隐居庐山期间,董奉为贫苦百姓施医问诊,从不收取分文,却提出一个独特的条件:病愈者需在他住所前后种植杏树,重病患者栽五株,轻病患者栽一株。短短数年间,董奉的房前屋后竟汇聚了十万余株杏树。每当杏子成熟,他便用这些果实换取粮食,救济当地百姓。人们将这片杏林尊称为”董仙杏林”,并沿用”誉满杏林”这一美誉,以表彰医者的仁心仁德。
思乡植柳
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时,特意从长安携来柳树苗,栽种于拉萨大朝寺周围。这些柳树不仅寄托了她对故乡柳荫成凉的深深眷恋,更成为藏汉两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时至今日,这些柳树仍被尊称为”唐柳”或”公主柳”,见证了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
白居易与花木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对花木的热爱近乎痴迷。当他被贬任忠州刺史时,仍坚持年年种植花木,并赋诗咏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在《春葺新居》一诗中,他又写道:”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这些诗句不仅展现了他对自然之美的欣赏,更体现了他与民同乐的官场情怀。
王安石与竹、桃、柳
宋代著名改革家、诗人王安石对竹、桃、柳等树木情有独钟,创作了大量咏物诗。他曾写道:”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这些诗句生动描绘了他对植物的热爱,也彰显了他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
朱元璋与柿树
据《燕京时餐记》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时家境贫寒,常为生计发愁。一天,连续两天未进食的他偶然发现一棵柿子树果实累累,便摘下一些果子充饥。后来,朱元璋登基为帝,始终未忘柿树的救命之恩,不仅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还颁布法令:凡拥有五亩至十亩土地的百姓,必须种植柿树、桃树、枣树;安徽凤阳、滁县等地的百姓更被要求每户种植两株柿树,违者将受罚。这一政策使得安徽等地柿树种植蔚然成风。
左宗棠与左公柳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六百多里的防线上,共种植了二十六万株柳树,这些柳树被后人亲切地称为”左公柳”。至今,它们仍屹立在西北大地,成为这片土地的绿色丰碑。清代诗人杨昌溪曾以诗赞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不仅歌颂了左宗棠的功绩,更展现了柳树在西北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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