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国家,这或许是对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最精辟的概括。甲午战败,不仅让李鸿章失去了权力,也摧毁了北洋海军;对于晚清而言,长达三十年的自强运动,在此刻宣告彻底失败。这场惨败,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创伤。即便在12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这段历史,其核心目的在于探寻:究竟为何会如此?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又是什么?
李鸿章离世后,他的“政敌”梁启超在其著作《李鸿章传》中引用了西方评论家对甲午战争的评价:“以一人敌一国。”这一论断,实际上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国家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一洞见也为我们提供了从清朝内部观察其运行乃至失败的新视角。“从中国发现中国”,这一样本极具典型性。
自强运动,是晚清中国从中央内部发起的一场主动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这场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在中央是恭亲王奕訢,在外则是疆臣之首李鸿章。后来恭亲王被罢免,李鸿章独自支撑全局。因此,研究李鸿章,实际上就是理解这场运动以及国家现代化转型为何延宕并最终失败的关键所在。
一般批评认为,李鸿章过于重视器械,尤其是军械,而忽视了制度与思想的建设。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所进行的“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然而,即便如此低层次的改革,最终却以一场战争的全盘失败告终,原因究竟何在?这是我们追索的疑问起点。
两次鸦片战争,坚船利炮轰开了封闭的中国,这是晚清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以及是否能够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在当时,这一挑战尚以“远忧”的形式出现。
与这一挑战相伴相生的,对清廷而言更具生死意义的,是太平天国的起义。这场持续14年的战争,虽然清廷最终没有被推翻,但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纵观中国历史,皇权高度垄断与集中,至清达到顶峰。这一朝不仅没有所谓的“相权”,就连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也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一人集天下之权,有清一朝,满人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任何制度达到高峰,必然走向下坠,然后再造。席卷中国16个省(当时全国为18个省)的太平军,清朝的“国家军队”无力抵抗,节节败退。作为一种替代,乡勇聚集成军,最终以曾国藩的湘军完成了平定太平军之乱的重任。曾国藩攻克武汉时,咸丰皇帝本欲授予他军务全权,但当时的军机大臣祁巂藻力谏:“本朝家法,无专用汉人督师者。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守制,无尺寸之柄,乃举旗号召,英贤云从,若再授以疆圻,复总师干,威权太重,恐非国家之福。”因此,曾国藩获权时间再次被延后。从“中央”的角度与利益观察,祁氏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只是,时势造英雄,人算不如天算,最终曾国藩建功立业,不授权则无可为继。由此,形成了一个100年后才逐渐解决的军队结构性问题:兵为将有。后来的军阀横行,其根源就在于此。
历史出乎意料之处,往往在于它逸出思考之外。中国皇权制度的破坏,竟然是军队系统的“国有”变“私有”。兵为将有之后,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的关系逐渐形成:内轻外重(中央权力下降,疆臣权重加大)、满轻汉重(汉人督抚数量更多)。
对抗太平天国之“近虑”,形成的军队“私有”性质及其延伸出新的权重关系,成为恭亲王尤其李鸿章解决“远忧”,推动晚清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结构性条件。一方面,李鸿章作为地方领导人可以统领全国性运动;另一方面,这种怪异的、合乎制度“地方领导中央”的模式,又将遭遇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竞争。其内耗,超出了想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将国家导入轨道;遗憾的是,此际的中国却是“弱中央强地方”,社会动员与国家动员,皆捉襟见肘。而我们的东亚近邻,曾经长期分裂而分散的日本,却以“撙王”为号令,统一了国家的意志,成功进入转型期。两国命运,也自此逆转。
到了甲午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竞争者日本,主动挑起一场战争,希望借此比较胜负。与这种寻衅求战相伴,清廷内部主战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形成主流。他们希望过去30年各种结构性的矛盾,由疆臣李鸿章领导现代化转型——所谓内轻外重格局种种,可以经此一役而彻底解决。有着多重含义与利益诉求的这场战争,无论李鸿章多么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国实力不济,无力对抗,却难以逃避战争来临。
在相当的意义上,与日本之战,清廷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战”“和”选择之战,看似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外抗日本,内战“清流”,但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是国家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尤其是这后面的,清廷内部的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才是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庞大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过程中,掣肘何在,约束何在。所谓传统中国,在此可以得窥。
当然,两场战争,李鸿章都输了,既输给日本人,也输给了主战派。但这个国家也输了。由此,历史逻辑显示出它残酷的一面:满清政府领导这个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已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前提,则是清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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