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在绝境中孕育转机,幸福往往隐藏在下一个转角。我的人生信条是”生命在于静止”,高中三年,我从未参与过学校的任何体育活动,包括运动会。直到高二那年,当同学们都在操场上挥洒汗水时,我却坐在广播室里,为各班来稿进行播报。
那天运动会结束后,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说有一位特别想见我的人。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约莫三十岁的女老师。她见到我时,立刻激动地站了起来。
“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学生,李咏。”王浩向我介绍道。经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这位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姓刘。由于高中没有开设音乐课,我几乎从未见过她。但她却从广播里听出了我的声音,认定我是个唱歌的好苗子。
“你的声音很动听,愿意跟我学唱歌吗?”她看着我,眼中闪烁着热切的光芒。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但很快又变得严肃起来:”唱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比如声带条件。”我有些不解:”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她解释道:”听上去确实很好,但我还是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于是,我和刘老师一起来到医院,挂了口腔科的号。检查结果令人意外:”声带闭合很好,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刘老师耐心地向我解释:”如果声带闭合不好,有缝隙,声音就会变得嘶哑。声带的宽窄、薄厚决定了声音的粗细和音域,表面的光滑程度则决定了声音的质量。”
很快,我的声乐训练正式开始了。每周二、四两天,每次训练两个小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的喉咙逐渐打开,每次音域扩展练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连刘老师都惊讶不已,她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终于找到了一个值得倾囊相授的得意门生。
一年后,我已经能够完整地演唱哈萨克族民歌《嘎哦丽泰》,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练习曲目。我和刘老师还有一个共同的约定,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高三毕业,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她承诺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却偏偏忘记了一件事。
我比较晚熟,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正当我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一天早晨醒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失音了。母亲急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声带小结”,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过度。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住在医院里。
时间一天天流逝,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你好”,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从床上坐起来,习惯性地对自己说了声”你好”。话一出口,我吓傻了——居然发出了声音!而且,那根本不是我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低沉嘶哑,而过去我的声音是高高在上、响亮的。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后,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一次又一次地试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低音。我的心瞬间冰凉,一年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梦碎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老师。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在考上广院之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声带。诊断结论和过去一模一样:”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老天爷终于眷顾我,让我劫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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