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那篇稿子里说过，蒂尔和马斯克在政治上都很幼稚。“幼稚”不是说蒂尔理解不了政治，也不是说他对政治理论不懂。今天文章关于他对施密特的政治论述的看法，不管他判断究竟是对是错，作为哲学学者，他对政治本身的理解并没有问题。
我说他政治上幼稚，指的是他的能力不足以去玩政治、运用政治手段。特朗普两个任期，把他和马斯克都玩得团团转。当然蒂尔和马斯克还不太一样。蒂尔属于脑子好使，让他去干脏活下不去手；马斯克则更像是脑子不够用，但执行能力是有的。这两个人不管是玩资本，还是通过其他商业权力去博取利益，他们都可以做。但以商人的身份介入政治，用政治手段和职业政治家周旋，他们玩不起。
蒂尔毕竟是搞理念的人，他心里总归还有“道”，不管是正道、王道、邪门歪道还是旁门左道，但他总归是有理念约束的，这和政治家不一样。
最近有个关于马斯克的纪录片，马斯克自己不认可，认为那是在黑他。但纪录片里显示，马斯克当时和他的女朋友，或者和他身边的人相处时，会不断强调“内战”。
各位记不记得，之前他在推特上宣誓帮助欧洲右翼，也是拿英国内战说事。另外，蒂尔多年来搞海上家园，新西兰买地，前几个月搬去阿根廷。因此可以这么说，他们是有战争预期的。
当然，这不能简单地给马斯克或者蒂尔扣帽子，说他们是战争分子。但从蒂尔论文里对集权的追求、对政治上划分敌我的迫切感，以及他试图把这套理论落实到现代生活中的愿望，都和战争的利益一致。
所以我说，至少他们对战争是有预期的。而这又和他们的超人类主义有关。因为他们要朝那个目标走，实践的路上可能是伴随着战争的。毕竟，有战争才有集权，有战争才有施密特式乃至纳粹式的敌我划分，才有“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的逻辑。这整套观念，本来就是革命时期、战争时期的观念，而绝不是战后秩序能容忍的。
我认为对右翼科技狂人对政治的侵入和影响，至少要保持警惕。今天还是读蒂尔校友保罗·莱斯利的文章，这一章正是在谈施密特。
01
我先读原文。
“蒂尔论点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对德国思想家卡尔·施密特那句名言的高度认同：“政治的本质就是区分朋友和敌人。”蒂尔写道，政治就是一片战场，人们在这里被迫做出选择：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这一段主要是在简单带出蒂尔在《施特劳斯时刻》那篇文章中，对卡尔·施密特的一段比较长的论述，核心就是施密特对政治的解释。施密特这套说法大概是100年前、20世纪初提出来的。他对政治的核心理解就是“选边站”。所谓选边站，就是说一旦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开始搞政治，其他所有人也都会被卷入政治。假设世界上有100个人，只要其中1个人开始搞政治，那么剩下99个人其实也都处在政治之中了。
政治在施密特这里，是一种和自由、民主相反的东西。比如说，自由和民主的逻辑是：如果100个人里面有1个人不自由、不民主，那么这100个人就都谈不上自由民主。而政治在施密特这里则是：100个人里有1个人搞政治，剩下99个人就都进入了政治状态。
对施密特来说，如果在政治里有人不选边站，那就等于站到了敌人那一边。这是施密特关于政治论述里非常厉害的一点。这个说法在100年前、20世纪初，尤其是一战乃至二战时期，社会接受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时代定义可以为战争状态或革命状态：只要你不站队，你就等于站到了敌人那边。也就是说，政治一定要区分敌人和朋友。
接着念原文。
“蒂尔试图引导那些有信仰、有责任感的基督教政治家去做出明智而果断的行动决策，但问题在于，他这种划分敌我的标准，其实与基督教传统中强调的普世包容精神是相冲突的。他所提倡的这种分裂人类的方式，正是吉拉尔所批判的典型异教姿态：通过排斥某些人来维持所谓神圣与污秽的边界。例如圣保罗曾宣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基督里都合二为一。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社会中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对立。”
我解释一下。上回说蒂尔自称是正统基督徒，说自己是“小写 o 的正统基督徒”。按照作者的说法，蒂尔试图引导那些以基督教为基础来从事政治的人，去做出“明智而果断”的行动决策（打击伊斯兰），而“行动决策”的核心就是施密特式的敌我划分。
保罗莱斯利的意思是，你一方面说自己是正统基督徒，一方面又去引导这些基督教政治家划分敌我，而划分敌我这个行为，恰恰违背了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最原始、最传统的精神，就是一种普世包容的精神。作者举圣保罗的话为例，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奴隶还是自由人、男人还是女人，在基督教里都合而为一。”
意思就是，基督教本来就不强调“自己人”和“外人”的对立。所以蒂尔这样做，等于违背了基督教的教义。
02
再接着念。
“蒂尔的立场实际上和吉拉尔晚期的思想形成了直接冲突，特别是在《直面终结之战》这本书中。吉拉尔专门批评了施密特的朋友—敌人框架，认为它在现代世界中既过时又危险。吉拉尔指出，当代社会对受害者的关注越来越高，同时全球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已经站不住脚。”
作者的意思是，蒂尔不但违背了基督教教义和精神，也违背了他推崇的导师吉拉尔对政治的看法。吉拉尔在《直面终结之战》里专门批评过施密特，而蒂尔一直借施密特的政治理论说事。
吉拉尔批评的正是施密特那套“非敌即友”的政治框架，认为它在现代世界既过时又危险。虽然我没读过《直面终结之战》，但大概明白吉拉尔为什么这样说。放在一百年前，尤其是战争年代、革命年代，在求胜、求生存的环境里，识别敌友确实重要。但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八十年，在战后格局相对稳定的七十多年的政治环境里，如果还不断强调敌我划分，在吉拉尔看来，当然既过时又危险。
“按照吉拉尔的观点，过去用来疏导暴力的等级制度和神圣边界正在逐渐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模仿性竞争加剧。随着社会结构不断去区分化，也就是莎士比亚所说的等级、次序和位置的丧失，冲突会变得更直接、更激烈，整个社会更容易滑向混乱。吉拉尔的理论直接挑战了施密特那种“敌我划分是政治基础”的核心假设，因此也让蒂尔那篇充满战斗号召的宣言始终笼罩在一种未解决的张力之中。”
“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把敌人绝对化、非人化，往往就会引发极端暴力，甚至种族灭绝。吉拉尔明确警告说，卡尔·施密特的法律意志主义已经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二战后的现实告诉我们，极端化的升级根本停不下来，他那套理念已经彻底失败了。”
这里我想回溯一下。吉拉尔的意思是，古代帝国也好、封建社会也好，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按照他的观点，这种等级制度和神圣边界具有某种疏导暴力的功能。意思是，如果社会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和观念，人就不太会轻易越级，与其他等级的人发生冲突。从现实效果上说，这确实是一种疏导暴力的制度。我们当然不是要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只是说从现实层面看，它确实有这种功能。
而当进入现代社会，等级区分消失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模仿性竞争加剧。也就是说，当所有人都平等，没有贵族和平民之分的时候，所有人就都要和所有人竞争，这就是吉拉尔所谓“模仿性竞争加剧”的意思。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
另外，吉拉尔的理论直接挑战了施密特的敌我划分。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吉拉尔那句原话：施密特的法律意志主义已经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二战后的现实告诉我们，极端化的升级根本停不下来。
这句话非常重要。在我看来，这正是吉拉尔用来反对施密特“非敌即友”政治观念的关键一句。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以前谈彼得·蒂尔的超人类主义时，我们就推演过。假设你现在要搞超人类主义，用 AI 和技术去改造人类，让人活得更久，让人移民火星，让人变得更高、更快、更强。那么一定会有一部分人买账，有一部分人不买账。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买账的多数是右派，是偏技术主义的人。
当你的超人类主义形成规模并落实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带着这批人，一起移民火星？包括你蒂尔以前设想的海上家园，也都是类似的逻辑。总之你会先把“自己人”圈出来，圈外的人就不是自己人。圈内的人共享相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对未来的看法，于是这帮右派、技术主义者就会抱团，把敌人（左派）排除在外，自己去火星。
问题是，到了火星以后怎么办？你要不要再选一个总统？你到那以后是搞民主还是搞集权？你的核心价值是民主还是自由？你内部很快又分出一批支持民主的人，以及一批支持集权、支持自由主义的人。
这完全可以推演出来。哪怕是一帮右派，哪怕马斯克、特朗普、蒂尔都去了火星，你觉得蒂尔和特朗普一定会站在一边吗？我觉得不会，尤其在政治观念上，这两个人绝对不会站在一起。尽管现在在美国、在地球上，看起来都属于共和党，都偏右、偏保守，但真到了新的环境里，左右会重新划分一边。
重新划分阵营，重新区分左派和右派，右派再重新抱团，再用意识形态把自己圈起来，把另外一些人排除出去，然后再移民、再超越吗？
吉拉尔的意思就是：极端化的升级根本停不下来。
社会主义也有革命实践时期，未必是马克思主义，可能更接近托洛茨基所强调的“不断革命”。先确定一批自己人，然后再从内部找坏分子，使组织变得更纯洁；踢出去之后，再定义新的坏分子，再踢出去。
纳粹也好，托洛茨基也好，他们的目标截然不同，但同样是要敌我划分。当时为什么能被社会接受？因为当时的社会都处在战争或者革命状态中。德国人当时追求所谓民族纯洁性，苏联则追求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有一个明确目标，有一个动态革命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不断划分敌友，不断追求极端化升级，把敌人一个个踢出去，是可以获得认同的。
吉拉尔的意思是，在一个战后格局已经形成的现实里——包括中国今天也非常强调维护战后格局，并且世界至少在自我定义上处于和平时期——那就不能再用这种划分敌我的方式来理解和处理政治。
这就是我对吉拉尔这段话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