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Anthropic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叫《我们必须为前沿定速》。核心意思很直接：AI公司应该放慢最强模型的迭代速度，给安全验证留出时间。
几个小时后，OpenAI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在社交平台X上回应：“我同意达里奥，我们需要为前沿定速。”埃隆·马斯克（Elon Reeve Musk）的回复更短：“达里奥说得对。”谷歌DeepMind的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也表态：方向是正确的。
四家在AI竞赛里杀红了眼的AI公司创始人，罕见地站到了一起。
但几乎同一时间，Anthropic、OpenAI两家公司的行动走向了相反的方向。Anthropic的IPO筹备照常推进，目标估值2万亿美元。如果成功，将超越SpaceX创下的纪录，成为全球史上规模*的IPO。
有知情人士认为，近期围绕AI安全的讨论恰恰强化了上市的必要性——作为一家上市公司，Anthropic将接受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这与其安全承诺是一致的。
而OpenAI则宣布，2026年不会上市。奥尔特曼给出的理由是：现在上市“不明智”，安全与对齐尚未完成。
行业对Anthropic的普遍印象是，这家公司围绕“安全、负责地实现AGI”的愿景成立，其对外展露出来的形象，也总是把价值观放在商业利益之前。它曾因要求五角大楼承诺，限制旗下AI工具Claude Code的使用方式，丢掉一笔2亿美元订单，一度被特朗普政府威胁“封杀”。
但反对它的人觉得，这家公司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只是想打着“安全”的幌子排挤竞争对手。
这是围绕Anthropic的关键争议之一。我们翻阅了和它有关的公开报道、CEO及多位核心团队负责人的访谈和播客，找到四件小事——一场峰会上没有握住的手、一支超级碗广告、一个三人团队做出来的产品、一份没签成的五角大楼合同。
它们分别对应这家公司的四个侧面：它与OpenAI的理念分歧、它的商业路线、它的组织文化，以及面对权力它愿意为原则付出多大代价。
一家把安全挂在嘴边的公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或许能从这四件事里看出一些线索。
印度AI峰会上，达里奥和奥尔特曼不握手
2026年2月，印度在新德里办了一场号称亚洲规模*、规格最高的AI峰会，邀请了硅谷的许多名人。印度总理莫迪站在舞台正中，微笑着握住奥尔特曼的左手，高高举起，示意身边13位科技*同样这么做，象征全球AI共同体的团结。
奥尔特曼随即也举起了右手。而他右手旁是达里奥，两人都将拳头高举过头，但谁也没有握住对方的手。
两人曾经是OpenAI的前同事、上下级。达里奥在百度、谷歌都待过，曾是OpenAI的研究总监，主导了GPT-2、GPT-3的开发。
曾经的合作伙伴，如今的反目仇人，像这样的戏码在硅谷很常见，但不对付到这份上，还是引起了不少讨论。彭博社在一次访谈中特意问：“如果世界上最重要技术的建造者连在台上牵个手都做不到，我们怎么相信你们会在存在性风险（意指AI安全）上合作？”
达里奥顾左言他地说了很多，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他只是不想与OpenAI和奥尔特曼合作。
Anthropic和OpenAI的创立很像一组镜像。
达里奥和另外六位联合创始人出走，是因为觉得OpenAI对安全重视不够。而OpenAI当年成立，同样源于一场分歧。
谷歌收购DeepMind后，DeepMind的联创和前投资人马斯克在伦理委员会上表示，这项技术未来将取代无数人工作，谷歌应该想办法与公众共享财富。谷歌认为这完全是杞人忧天。马斯克拉上奥尔特曼，另起炉灶，想做一个开放、非营利的组织，于是成立了OpenAI。
但到2018年，马斯克撤资，OpenAI迫切需要找钱。于是奥尔特曼设计了一套混合架构，在非营利组织架构之下成立了一个营利性实体，得到了微软的10亿美元。
分歧从这时候开始产生。OpenAI内部担忧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初因为使命加入这家公司的员工们，担心公司越来越追求商业而忽略安全。
达里奥在OpenAI内部呼声最高。加入OpenAI之前，他就对AI安全问题有很大兴趣，发表过相关的论文，后来在公司内部又以写作冗长的技术价值观文章闻名。在开发GPT-2时，他发现模型能力远超他的想象，要求团队不要立即发布，而是先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版本，声称模型可能存在危险。
主导开发了GPT-2、GPT-3后，达里奥名声大噪，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人。因为他在妹妹的婚礼上穿了一身熊猫服，这个圈子在内部被叫作“熊猫派”。
达里奥曾经带着这些担忧去找奥尔特曼。据他说，奥尔特曼会认真倾听，并表示赞同，但仅此而已。
达里奥是科学家出身，较真、认理。奥尔特曼是投资人出身，更圆融，习惯在各方之间调停。同样的承诺，奥尔特曼可能对几拨人都说过，而达里奥要的是兑现。
日后达里奥在多个播客里都含沙射影，认为奥尔特曼是“不真诚、不诚实的*，无法信任”。
理想、信任也好，争夺权力也罢，当年这场斗争可以说塑造了如今硅谷的AI行业格局。
2020年12月，达里奥兄妹和另外五位OpenAI员工创办了Anthropic。Anthropic寓意“人类的”“以人为本”。几周时间，又有十几名员工从OpenAI跳槽过来。他们在达里奥家的后院进行了启动演讲，当时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团队时而通过Zoom线上开会，时而自带凳子去公园，一边野餐一边谈生意。
Anthropic和OpenAI的成立有相似的动机：他们都不希望技术和其代表的权力被集中到错误的地方。不同的是，OpenAI的起点是“要什么”：要实现AGI、要造福人类。而Anthropic的起点是“不要什么”：不要像OpenAI那样。
在Anthropic内部，高管常把OpenAI、Meta和xAI当作反面教材，来定义Anthropic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反对什么，有时比支持什么更能笼络人心。Anthropic的初创团队至今十分稳定，外界几乎从未发现不合，达里奥成立Anthropic时，还毅然决然要给每个人同样的股权。
花千万在超级碗投广告嘲讽OpenAI
2026年2月8日，第60届超级碗。全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舞台上，赛前出现了一支Anthropic的广告。
一个男人独自坐在客厅沙发上，向对面人工智能扮演的心理咨询师提问：“我要怎么才能和母亲更好地沟通？”人工智能微笑着给出许多建议，但话锋忽然一转，挑着眉说：“或者，和其他成熟女人进入一段关系。”开始推荐一个主打“熟女”的约会网站。
片末，人工智能的诡异笑脸上浮现一行字：“Ads are coming to AI. But not to Claude.（广告正在入侵AI。Claude除外。）”音乐随之响起，是说唱歌手Dr. Dre《What’s the Difference》里的一句歌词：“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 and you?（什么是你和我之间的区别？）”一语双关。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OpenAI宣布计划，将在美国对ChatGPT免费版和Go版开始测试广告投放。超级碗的广告播出一天后，OpenAI正式启动广告测试。
NBCUniversal全球广告业务负责人称，2026年超级碗30秒广告的平均价格约为800万美元，少数位置超过1000万美元。Anthropic同时买下了一条30秒赛内广告和一条60秒赛前广告，花费千万美元。
花了这么多钱，也不纯是为了黑色幽默，超级碗广告播出之后，Claude在美国App Store的排名从第41位升到前十；美国iOS和Android的日均下载量也明显增长。
奥尔特曼在X上发长文回应，说ChatGPT是现在*的聊天机器人，推出广告是为了减轻负担，将AI带给数十亿无力支付订阅费用的人，不像Anthropic只为富人提供昂贵的产品（Claude也提供免费聊天服务）。最后还攻击Anthropic是“专制”“独裁公司”。
这场闹剧背后，其实是商业化路线的分野。Anthropic攻击OpenAI的变现方式，奥尔特曼反击Anthropic的产品定位。
Anthropic成立两年后，2022年，OpenAI推出了ChatGPT，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向世界，一时风头无两。达里奥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2021年年中Anthropic已经拥有一个可用的大型语言模型，如果发布，势必引起轰动。但公司却按兵不动，“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不想做*个抛出‘靴子’、引发这场竞赛的人，”他说，“我们让别人来做这件事。”
等到Anthropic在2023年3月发布模型时，OpenAI、微软和谷歌都已经向公众推出了自己的模型。“这让我们损失惨重。”达里奥承认。
Anthropic更早押注了企业和开发者，这样的选择一方面和价值观有关。达里奥认为社交媒体的例子已经说明，消费级应用要赚取广告收入，就要*化用户停留，鼓励参与度，甚至鼓励成瘾。而这与他的价值观不符。
其实奥尔特曼也有过类似的观点。2024年10月在哈佛的一次座谈上，奥尔特曼说，“坦白说我很讨厌广告。广告加上人工智能让我感到不安。”还说广告是商业模式的最后手段。但不到两年后，OpenAI还是启动了广告测试。
达里奥认为只有在企业场景下，模型才会真正对人有用。“将生物化学领域的模型从本科水平提升到研究生水平，或许不会让普通聊天机器人用户感到兴奋，但对辉瑞这样的制药公司来说却意义非凡。”
当然，这并非单纯由理念决定，也有非常现实的资源制约。Anthropic在2021年5月完成*笔融资，融了1.24亿美元，出资方以个人投资者为主。而2015年OpenAI成立时就有1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背后是一众硅谷明星。从成立*天起，Anthropic能获得的资本承诺、名人背书、品牌势能等，和OpenAI完全不是一个量级。Anthropic的早期投资人曾说：“几年前的普遍观点是，Anthropic无法扩大规模，因为它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更何况，ChatGPT发布后OpenAI又有了最宝贵的资产——全世界的用户。面对拥有先发优势、背靠微软大厂的OpenAI，正面争夺消费者，不是一个好的策略。押注B端，或许也是一种差异化竞争。
日后这成了Anthropic的护城河之一。到2025年10月，Anthropic已经拥有超过30万家企业客户，他们贡献了公司约80%的收入。到2026年2月，为Anthropic年消费超过100万美元的客户超过500家。
根据SemiAnalysis Tokenomics Model2026年7月的估算，预期Anthropic三季度GAAP口径营业利润（EBIT）突破10亿美元，营业利润率6%，将*次实现季度盈利。年化经常性收入（ARR）从2025年底的90亿美元飙升至如今的600亿美元以上。而OpenAI第二季度EBIT利润率约为-100%，仍在亏损。
OpenAI拥有的巨大消费入口是优势，也成了一种商业压力。ChatGPT商业化路径越来越庞杂：订阅、API、企业服务，进入广告和电商。Anthropic则把自己商业模式概括得很简单：企业合同和付费订阅，然后把收入重新投入 Claude。不卖用户的注意力，也不卖用户的数据给广告商。
Claude Code起初只是一个小实验
Anthropic旗下的Claude Code的起点，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它最早不是产品部门立项的结果，而是Anthropic内部一个叫Labs的小团队里，一个工程师随手做出来的东西。
2024年9月，鲍里斯·切尔尼（Boris Cherny）加入Anthropic Labs项目，还在学习用API。Labs的负责人、Anthropic联合创始人本·曼恩（Ben Mann）给他的任务只有一句话：“不要为今天的模型构建，要为六个月后的模型构建。”
鲍里斯没有直接做编程产品，而是先花了两天时间，用API做了一个极简的命令行原型。这个demo能截取Apple Music的屏幕截图，然后让Claude识别当前播放的是什么歌。他把这个demo发到了Anthropic内部的Slack频道上，只收获了两三个赞。
但第二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同事竟然在用他发布的工具写代码。他感到很意外，并决定把它完善成一个产品。5天后，团队一半的人都在用它工作，再后来，全公司都开始用了。以至于发布之前的产品评审上，达里奥半开玩笑地问：“你们是在强迫大家用它吗？到底怎么回事？”
在那时，它叫Claude CLI。后来它改了一次名，全世界都知道了，那就是Claude Code。
Claude Code2025年2月就发布了。但要到一年后，属于它和Anthropic的拐点才到来。
这是因为模型能力的发展。2025年11月，Anthropic发布了旗舰模型Claude Opus 4.5，长程任务能力大幅提高。又因为Claude Code是一个agent，集成了需求、代码、测试等所有环节，不懂代码的普通人只需要用自然语言描述，agent就会自动生成代码并执行任务。模型能力的提升，让Claude Code从一个“能用”的工具，变成了一个“好用”的产品。
2026年2月，在40天内Claude Code周活跃用户翻倍，商业订阅增长4倍，企业收入占Claude Code收入过半。 GitHub上公开提交总数有4%都来自Claude Code。
Claude Code让Anthropic在C端打响了知名度，让它的收入和估值都上到另一个台阶，也正式被视作OpenAI的对手——2026年5月，Anthropic完成新一轮投资后，估值来到9650亿美元，超过了OpenAI。
但比这些数字更值得看的，是做出这个产品的团队有多大。
整个Claude Code产品团队，只有三个人。直到发布前两周，团队其他人才加入进来。逼得产品团队不得不大量使用Claude写代码，否则根本完不成进度。鲍里斯起初想要扩张团队，但另一位同事表示反对：“规模扩大会使流程、文化和愿景都变得更困难。可以把这看作是Claude Code将如何改变工程团队，以及我们对生产力预期的一次早期实验。”
后来鲍里斯也承认，保持小规模团队很重要，避免了过度设计和资源浪费。他们被动使用Claude写代码，无意间也让他们对Claude Code的理解更加深刻。
Anthropic的文化强调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关注的是实际影响的大小，而不是方法的复杂程度。我们不会因为只需要一辆自行车就去发明宇宙飞船。”写在公司主页。他们会刻意在项目启动之初就减少资源投入，每个项目只配备一名工程师。Labs里只有20%-30%的项目能通过评审，变成正式团队。
另一种解释是，在公司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高层意识到AI本身会不断提高内部生产率，因此不希望把员工数量简单地和业务规模一起线性扩大，“我们不希望随着Claude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内部工作，最后不得不裁员。”
在公司内部，员工们自称蚂蚁。AI时代群星璀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位新的天才或是技术明星。天才可以带来核心范式的突破、拓宽认知的边界，但遵循scaling law（规模定律），模型能力竞争本质上可能是工程能力竞争。明星大概率是不愿意做脏活累活的，但蚂蚁会。
这种文化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播客“苔藓之火”曾经统计了LinkedIn上两万份AI人才的简历，从OpenAI跳槽去Anthropic的有44人，反向只有9人。去年Meta用天价四处挖人时，OpenAI走了几十人，而Anthropic只走了两人。
创办Anthropic之前，达里奥在百度、OpenAI都经历过管理层斗争和观念分歧，最后导致分裂，这在AI公司也很常见，大家都太聪明、太有想法了。然而Anthropic从一个20人的小团队长到一家3000多人的大公司，仍然表现出很强的组织凝聚力和人才吸引力。
在来到人工智能领域前，达里奥学物理学出身，后来又因为父亲的罕见病转向生物学。离开学界去到财力雄厚的业界，是因为他意识到“生物学中潜在问题的复杂性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范围”，想要理解它们，需要更多的人力、更好的技术。
实验室的教授曾经评价他说：“他对技术进步和团队合作的重视，与一个旨在表彰个人成就的体系格格不入。”
他在Anthropic做的很多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公司只有一个直接下属，Anthropic的所有高管都向他妹妹、联合创始人丹妮拉·阿莫代伊（Daniela Amodei）汇报工作。他只介入重要战略问题，基本不参与日常管理工作。时间都用来维护文化。他说自己日常会花40%来确保公司的文化是好的，在公司定期举行名为“达里奥愿景探索”的全体员工大会，有员工戏称这是“去听牧师布道”。
Anthropic官网上，把自己定义为一个“high-trust, low-ego”（高信任，低自我）的组织。达里奥做的很多事，都是在让这家公司保持这种气质。
失去的两亿美元订单
作为一家长期to B的公司，当美国国防想要找大模型公司合作，Anthropic主动推动Claude进入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系统。2025年7月，Anthropic和五角大楼已经签了一份大约2亿美元的合同。
Anthropic提出了两条底线，Claude不能被用于：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国内监控、完全不人工干预的全自主武器。并要求国防部将这两点限制以书面形式写进合同。
美国国防部没有同意。
抛开这些细节，核心是美国国防部不会接受一家供应商指导他们AI怎么用、什么时候用，“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的CEO来告诉我们的战士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要么接受军 方要求，取消这两条限制；要么合同告吹。美国国防部还称，要将美国的外国对手或者存在安全风险的供应商，打上“supply chain risk（供应链风险）”标签，限制政府甚至任何和政府有往来的公司、机构与Anthropic合作。Anthropic依然没有配合。
与此同时，奥尔特曼迅速介入，为OpenAI敲定了与五角大楼的协议。
这不是Anthropic*次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置于商业利益之上。一名硅谷投资者在投资Anthropic前，曾在笔记中写下一项他认为非同寻常的风险：他不相信达里奥真的在乎赚钱。
Anthropic反复强调自己是一家使命驱动的公司，在一些事上确实算是知行合一。
达里奥在一场播客中提到，投资人投Anthropic，都要接受一个前提：股东价值不是最高原则。如果安全和利润冲突，他们可能选安全。
Anthropic现在会给候选人安排专门的culture interview（文化面试），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为了安全原因，公司放弃发布模型，导致公司股价跌到接近零，你会怎么想？
在成立之初，它就设置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治理框架。首先是公益公司PBC——PBC是一类营利公司，只是特拉华州公司法规定，PBC董事需要在股东的经济利益、公司注册证书中规定的公益目的、受公司行为影响重大的相关者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在这个基础上，Anthropic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以及多位律师，研究、设计了长期利益信托基金LTBT。目前由五位人工智能安全、国家安全、政策和社会企业方面具有背景和专业知识的受托人组成，受托人的职责就是免受Anthropic的经济利益影响，可以独立地平衡公众利益与股东利益。
为了让信托真正有权力，Anthropic修改公司章程，创建了一种由信托*持有的股票类别，使受托人可以选举和罢免董事会多数成员。同时为投资者保留一个董事席位，确保投资人的观点也能上董事会。
这套设计的目的，是当安全和利润冲突时，有一群人有权站在安全那边，而且他们的权力不来自股东。
这是套此前没有任何参考案例的治理框架，究竟运行的如何，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露。在Anthropic对外的声明里，他们认为技术的发展如此迅猛，以至于约束其高外部性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尚未跟上步伐，所以他们愿意做这样一个实验，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
十多年来，硅谷不断争论着人工智能到底会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世界，许多公司从这样的争论中诞生。但最核心的悖论仍是：声称担忧人工智能的人，恰恰也是最渴望创造它、享受它好处的人。达里奥也不例外。
谷歌、Facebook和苹果，许多硅谷的公司最初都是基于理想主义创立的。但随着它们变得更加富有、规模更大、影响力更强，原则也在变得模糊不清。
Anthropic把原则写入了治理框架。但和五角大楼的冲突或许是Anthropic的“奥本海默时刻”。技术应该如何使用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还是一个权力问题？
奥本海默在造出原子弹后，工作就结束了。原子弹被卡车运走，此后数周，不会有人向科学家征求轰炸的许可。
参考资料
The New York Times：《Ego, Fear and Money: How the A.I. Fuse Was Lit》
The New Yorker：《The Pentagon Went to War with Anthropic. What’s Really at Stake?》
The New Yorker：《What Is Claude? Anthropic Doesn’t Know, Either》
WIRED：《How Claude Code Is Reshaping Software—and Anthropic》
WIRED：《If Anthropic Succeeds, a Nation of Benevolent AI Geniuses Could Be Born》
WIRED：《Anthropic Thinks Its Own Success Is Key to Making AI Safe》
Big Technology：《The Making Of Dario Amodei》
Bloomberg：《Anthropic Is Trying to Win the AI Race Without Losing Its Soul》
Bloomberg：《The Surprise Hit That Made Anthropic Into an AI Juggernau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The Decadelong Feud Shaping the Future of AI》
TIME：《The Pentagon’s Side of the Anthropic Batt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Watch: 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 From World Economic Forum
Bloomberg：Inside the Mind of 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 | The Circuit | Extended Interview
Lex Fridman Podcast：Transcript for Dario Amodei: Anthropic CEO on Claude, AGI & the Future of AI & Humanity
Lenny’s Podcast：Why AI is going vertical(again)|Dianne Penn(Anthr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