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首次：年轻人对AI的担忧超过兴奋
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历史上第一次，多数30岁以下成年人表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多于兴奋。
一个标志性时刻的到来
2026年夏天，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引发广泛讨论的调查结果：美国30岁以下成年人中，首次有超过半数（55%）表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多于兴奋。这一数字在两年前还只有39%，而在2021年皮尤首次提出这个问题时，仅有31%。
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民调数字的变化。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从个人电脑到互联网，从智能手机到社交媒体，年轻群体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技术乐观主义的最前沿。他们是新技术最早的使用者、最热烈的拥护者，也是技术红利的直接受益者。这种“年轻人天然亲近新技术”的规律，曾经是科技行业最可靠的信仰之一。而AI似乎正在打破这一规律。
数据背后的转变轨迹
皮尤的调查数据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曲线。在“担忧多于兴奋”这一指标上，18至29岁群体的占比从2021年的31%一路攀升：2022年29%、2023年42%、2024年39%、2025年47%，到2026年达到55%。与此同时，“兴奋多于担忧”的比例则从五年前的25%骤降至11%。这意味着，在短短五年内，美国年轻人中对AI持乐观态度者减少了一半以上。
这种转变并非孤立现象。同一调查显示，52%的美国成年人整体表示对AI“担忧多于兴奋”，而“兴奋多于担忧”者仅占9%。但年轻人群体尤为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态度变化最为剧烈——曾经最看好AI潜力的人群，如今已成为对这项技术最为怀疑的群体之一。
失业焦虑：担忧的核心驱动力
是什么让年轻人对AI的热情迅速冷却？调查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对就业前景的担忧。7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AI将在未来二十年内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仅有5%的人认为AI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在30岁以下群体中，这一比例更高达73%，较两年前的61%大幅上升。
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与以往的自动化浪潮不同，AI所冲击的恰恰是那些传统上帮助年轻人踏入劳动力市场的初级岗位——数据整理、文案撰写、基础运营、信息检索。这些工作曾是新人的“训练场”，让他们在实战中积累经验、建立职业网络。而现在，AI正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接管这些任务。已在职场站稳脚跟的年长员工对AI的态度反而没有那么消极，这为一种观点提供了支持：AI可能更有利于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群，而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形成结构性挤压。美国企业高管也越来越公开地谈论利用AI自动化部分工作、降低人力成本，初级岗位招聘的放缓迹象已经出现。
不仅仅是饭碗问题
但如果只将年轻人的担忧归结为“怕丢工作”，就低估了这一态度转变的深度。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还揭示，年轻人对AI的怀疑延伸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48%的30岁以下成年人认为，未来20年AI对社会的影响将是负面的，这一比例在所有年龄组中最高，远高于认为AI将带来积极影响的14%。约20%的年轻人认为AI聊天机器人会损害他们的创造力，61%认为AI将削弱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58%认为AI将削弱人们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这几项指标同样在所有年龄组中居首。
这些数据描绘出的图景是：年轻人不仅在担心AI抢走工作，更在担忧这项技术对人类认知能力、社会连接和创造力的深层侵蚀。值得注意的是，持这些担忧的年轻人恰恰是AI工具使用率最高的人群。66%的30岁以下成年人表示使用聊天机器人，比两年前上升了11个百分点，其中约20%用于寻求情感建议，27%用于寻求医疗建议。使用越深，担忧越重——这种“越用越怕”的悖论，折射出年轻一代与AI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技术信任的结构性危机
年轻人的担忧还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维度：对技术掌舵者的不信任。CNBC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18至34岁的美国人对AI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缺乏信任，受访者中76%不信任Anthropic的创始人Dario Amodei，71%不信任Meta的扎克伯格，70%不信任马斯克，69%不信任OpenAI的奥特曼。这种对“谁来掌控AI”的不信任，与对“AI会带来什么后果”的担忧形成共振。当一个年轻人每天使用ChatGPT完成作业、用AI工具辅助工作，同时又被告知这项技术可能消灭他们的职业前景，且推动这项技术的公司领导者并不值得信赖时——担忧超过兴奋，几乎是一种理性的反应。Anthropic首席执行官Dario Amodei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一场讨论或许最具代表性。他坦承，公众讨厌AI的部分原因是技术领导者们没有兑现承诺的主要好处，而他给出的建议是：“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治愈癌症”。这句话本身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技术行业在公众信任方面的赤字之深。
中国年轻人的“理性谨慎”
在大洋彼岸，中国年轻人对AI的态度呈现出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的特点。咨询公司PCG Lab今年发布的一项覆盖全国1000位1997年至2009年出生受访者的调研显示，超九成中国青年群体已建立稳定AI使用习惯，45.8%每天高频使用。但在技术替代焦虑方面，中国年轻人表现得更为克制：仅5.7%感到“非常担忧”，54.9%认为“机遇与风险并存”。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则揭示了另一层担忧——71.7%的受访者担心过度依赖AI会导致思维惰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化，尤其是2000年后出生的群体，他们在使用频率最高的同时，担忧也最深。就业层面的压力同样真实。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70万人，连续第11年创新高，加上往届未就业者和海归回流，全年求职大军超过1500万。部分毕业生的求职困境：大公司大规模裁减员工，AI正在替代大量实习生的基础工作。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沈凯玲指出，AI与以往技术进步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它对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前一到三年的经验积累阶段冲击最大。不过，中国年轻人的应对方式更倾向于主动调整而非消极担忧。中国青年报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91.1%的受访者因AI主动调整了求职方向，寻找与AI相关的结合点。普华永道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内地就业市场呈现“技能转型而非岗位替代”的特征，受AI影响程度高的职业正在以更快速度吸纳新技能。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多重因素：中国AI应用更多集中在产业端而非消费端，政府对技术应用场景的引导、以及社会文化中对“适应变化”的强调，都可能影响年轻人的态度表达方式。但两国年轻人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初级岗位被AI挤压、职业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性增加——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一个时代的注脚
美国年轻人对AI从兴奋到担忧的转变，或许标志着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在过去，新技术的普及往往遵循“先拥抱、后反思”的模式——人们先享受便利，再慢慢意识到代价。而AI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影响来得太快、太直接、太无所不包，以至于反思几乎与拥抱同时发生。当一项技术同时是工具、是竞争者、是创作者、是决策者时，年轻人对它的复杂情感——既依赖又警惕，既使用又怀疑——也许不是不理性的表现，而是对技术权力急剧扩张的一种合理回应。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暗示的：问题不在于AI能做什么，而在于谁来决定它做什么，以及为此付出代价的将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不只影响一代人的职业命运，也将塑造技术与社会之间信任关系的未来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