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赵燕为何修筑长城的深层原因

我国北方的长城,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赵、燕三国时期。这一宏伟工程的出现,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

战国时期,正值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诸夏文化与秦、楚、吴、越等地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随着魏、赵、韩、楚、齐、秦、燕七国相继进行封建改革并日益强盛,它们开始通过兼并战争,试图以武力统一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此同时,陕北、晋北、冀北和内蒙古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匈奴,也迅速崛起,不断对秦、赵、燕三国的北部边境进行掳掠。

在战国中期,秦国的北部有义渠,再往北则是更为强大的匈奴;赵国的西北部有林胡、楼烦,北方则有襜褴和匈奴;燕国北界则面临东胡的威胁。自战国中期以来,这些少数民族不断对秦、赵、燕三国的北部地区进行掳掠。他们擅长骑射,长于野战,常常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去无踪,难以捉摸,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而此时,秦、赵、燕三国的作战部队主要以步兵和战车为主,穿着宽衣大袖的服装,行动迟缓,每日行军仅30至50里,根本无法有效阻止匈奴、东胡的袭击和掳掠。这不仅严重威胁了三国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当地的生产秩序,也对三国的统一事业造成了重大影响。

面对这种被动局面,秦、赵、燕三国不得不进行兵制改革,并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以增强防御能力。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军队逐渐从以步兵和战车为主转变为步兵和骑兵并重,并实行军功论赏和升迁制度,从而显著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在惠文王六年(前332)和十年,秦国先后大败魏国,夺取了魏国的西河郡(今陕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陕西东北部)。为了防止匈奴进一步南侵,昭王下令在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遣军队驻守。

赵国在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开始改革兵制,推行胡服骑射。这一改革使得赵国的兵力迅速增强。在二十年,武灵王西征林胡,一直打到榆中,林胡王献马投降,赵军才班师回朝。二十六年(前300),赵国攻破中山,领土北扩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再西北拓展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为此,赵国下令修筑长城,从代地一直延伸至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再向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并设立了代郡、雁门、云中郡,以防止匈奴南下掳掠。为了专门经营西北地区,次年,武灵王让位于其子惠文王何,自号主父。惠文王二年(前297),主父从代地出发,一直打到西河(今山西、内蒙古间之黄河),击败了楼烦王,收编了其军队。

燕国作为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国家,南临强大的齐国和新起的赵国,北面则受到东胡的威胁。直到燕昭王即位(前311)后,他发愤图强,招纳各国贤能之士,实行改革,燕国才逐渐强盛起来。当时,东胡势力强大,经常南侵燕国北部地区。为了保持北部的安宁,燕君不得不向东胡王媾和,甚至以大将为人质。在燕昭王时期,秦开作为人质被送到东胡,他智勇双全,东胡王对他非常信任,因此他行动自由,得以深入了解东胡南部的山川险要、布防情况以及军队的活动规律。归国后,秦开率领大军袭击东胡,大获全胜,东胡被迫退让千余里。他还“度辽东而攻朝鲜”,领土拓展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为此,燕国也修筑了长城,从造阳(今河北康保县与内蒙古太仆寺旗)一直延伸至襄平,并设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抵御胡人的侵扰。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之所以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匈奴、东胡等民族的劫掠,保护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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