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9月6日），工商银行与农业银行联合宣布，合计2600亿元的定增方案尘埃落定。其中，财政部出资2000亿元，中国烟草系统出资600亿元。这标志着两轮国有大行注资行动的收官。若将时间轴拉长，中国银行业历史上共有四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注资，每一次的背景与逻辑都截然不同。
这四次注资的核心，分别对应四个完全不同的命题：
1998年：能不能活下来
那时四大行不良率超过30%，资本充足率不到4%，按国际标准已属技术性破产。操作手法颇为精妙：央行先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13%降至8%，释放约2700亿元资金。银行随即用这笔钱购买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财政部再将资金作为资本金返还银行。这本质上是“左手倒右手”的会计操作，但配合随后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硬是将银行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2003至2008年：能不能变现代银行
加入WTO后，银行业面临对外开放压力，背负政策性包袱与坏账的国有银行难以与外资竞争。这次不再使用特别国债，而是直接动用外汇储备，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注资。具体为：中行、建行各获225亿美元，工行获150亿美元，农行获190亿美元。资金只是手段，制度改革才是目的。通过注资，银行引入了公司治理改革和战略投资者，并于2005年至2010年陆续上市。这一步让中国银行业实现了脱胎换骨。
2010年前后：能不能自己找钱
上市之后，银行开始利用可转债、配股等市场化工具融资，财政资金逐步退出。例如，工行发行250亿元可转债，A股与H股配股募资约450亿元，中行也发行了400亿元可转债。这标志着国有银行从“靠国家输血”彻底转向“自己造血”。
2025至2026年：能不能扛住下一轮
与前三次最大的不同在于，此次并非银行出现危机，而是主动提前补充资本。背景是净息差持续收窄（盈利能力下降）、信贷投放力度加大（资本消耗加快），以及房地产和地方债风险仍在消化中。两轮注资合计约7800亿元，全部用于补充最高质量的“核心一级资本”，六大行实行“一行一策”全覆盖。
此次注资还呈现出两个显著的新变化：一是中国烟草系统参与认购（工行300亿，农行300亿），财政不再单打独斗，而是联合国企利润共同注资；二是定增价格大概率低于每股净资产，这相当于国有资本在低位进行增持，从长期看也是保值增值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