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当海外企业在关键产业中持续占据高份额或获得高额利润时，往往会招致美国政府的政治干预，从而加速全球产业利益的再分配。
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崛起后，美国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对其进行打压，最终导致半导体市场份额向韩国转移。根据Flamm和Irwin的研究，当时日本半导体迅速崛起并挤压美国优势。在美企和行业协会推动下，美国实施了关税、301调查、《美日半导体协定》及100%惩罚性关税等措施。这导致日本对美出口放缓、股市走弱。随后叠加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日本企业投资和盈利能力承压。虽然美国成功重塑了全球半导体格局，但日本流失的市场和利润并未回流美国，反而被韩国通过政策扶持承接。
又如，2000年代美国政府的反垄断制裁加速了中国台湾地区面板产业由盛转衰。2006年，台湾地区大尺寸LCD面板出货份额曾位居全球第一。同年，美国司法部以价格操纵为由启动反垄断调查，下游企业和消费者提起诉讼，主要面板企业累计缴纳刑事罚款超过8亿美元，多名高管被判刑。在美国政策冲击、金融危机及产业周期下行的叠加影响下，台湾地区面板产业竞争力持续下滑，最终推动全球面板份额和利润向中国大陆转移。
近期，韩国存储企业在全球AI产业链中占据了高额利润。然而，从美国科技与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来看，当前情况有所不同。企业界更关注保障存储供给，政界则倾向于推动韩国企业赴美扩产，以带动本土就业，从而兼顾MAGA与科技产业发展的诉求。
判断韩国存储高利润是否会引发美国政府干预，关键在于理解其决策机制。当前，美国相关政策由特朗普、贝森特等白宫核心团队主导。随着Michael Kratsios、David Sacks等科技右翼人士影响力上升，美国科技巨头对政策议程的影响也在增强。在白宫核心圈完成问题定性后，商务部、USTR、司法部和FTC等机构通常会分别运用贸易、产业或反垄断工具予以执行。
目前，在AI需求强劲的背景下，美国企业界更关注保障供给，而非压低韩国企业的价格和利润。政界则倾向于将MAGA与科技产业政策结合，通过推动韩国企业赴美扩产，促进制造业回流和就业增长。
但若存储成本难以继续向下游传导，并引发美国企业界和社会更广泛的反对，则需要高度关注白宫核心圈、科技右翼及商务部、USTR等关键力量的态度变化。针对韩国存储涨价，目前美国政界、行业组织和消费者端虽已出现零星反对，但尚未形成系统性政治压力。只要存储成本仍可向下游传导，涨价往往被视为AI景气扩散的一部分。然而，若价格持续上行，明显挤压美国企业利润和投资回报，韩国存储的高利润可能被美国政府重新定义为损害美国AI竞争力。
后续需重点观察美国科技巨头是否由锁定供给转向公开反对涨价，以及政策决策层是否由保障供给和推动赴美扩产，转向以“垄断”、“价格操纵”或“供应链安全”等理由介入。
风险因素：全球经济形势恶化超预期；美韩关系超预期恶化；美国科技制裁政策超预期变化。
注：本文节选自中信证券研究部已于2026年7月17日发布的《海外政策专题（60）—政治与科技系列研究：外国巨额利润是否会诱发美国干预？》报告，具体分析内容（包括相关风险提示等）请详见报告。
分析师：杨帆 遥远 危思安 张念通 张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