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安巴准时上线，开始每日的“晨课”：钻研vibe coding，或是追踪大模型能力的最新迭代。八点钟洗漱整理，八点半准时出门。一年前，26岁的安巴从互联网大厂离职，投身一家AI初创公司。高强度的工作与久违的成就感交织而来，“我把它当成人生新阶段的一个高三。”她说。
安巴并非孤例。过去两年，AI浪潮正在重写互联网人的职业坐标：一边是大厂内部增长放缓、组织分工固化、晋升通道收窄；另一边，AI创业公司用更快的迭代速度、更直接的成长空间，推开了另一扇门。
于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人才流动悄然开启。据投中网统计，2023年至2025年5月间，至少47位大厂高管出走创业。字节跳动、阿里的“高P”们带着资源、判断力和融资能力离开大厂，成为这轮AI创业潮中最显眼的主力。随着这些AI创业公司拿到融资、搭建团队、寻找落地路径，它们开始从大厂吸纳更多的中层、技术、产品和运营人才。越来越多像安巴一样的年轻从业者感知到风向转变，不愿原地踏步。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也不只是一场对期权的冒险。它更像是一次集体性的重新校准：AI浪潮袭来，新秩序在重建，上升通道被重新打开。有人选择离席，有人选择加注，也有人选择静观其变。没有哪种姿态更高明，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时代抛出的同一个问题。
**从北京大厂跳到杭州AI初创公司，老王的00后老板全额报销了他的机酒和搬家费，这让他感受到了十足的诚意。**
“他跟我对话的核心一直是，我们要做的这件事你很适合，我希望你能赶紧过来，别的我帮你解决。”老王觉得，这是真正想做事的老板。AI行业技术更迭迅速，风向瞬息万变，你刚刚学会写Prompt，黄仁勋可能就说Loop才是新方向。这让抢时间的初创公司在招人时显得十分急迫。在这个行业，时间是实打实的金钱——那是创业公司面向金融机构融资得来的钱，也是烧token花掉的钱。
老王的老板希望打造一款全新形态的产品。新形态的产品在诞生之初最容易获得关注，能迅速获取声量，为后续每一步铺路。因此，公司急迫需要像老王这样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近10年、积累了丰富经验和结果的人。入职半个月，老王的工作密度极大，“所有的时间都在思考业务怎么做、每个问题怎么解。”他不否认这很累，但老板甚至不需要问他适应得如何，因为“看表情就知道你适应得不错”。
安巴比老王转行更早，公司乘着2025年初DeepSeek爆发的东风成立。她是公司的三号员工，入职已超一年，但仍旧能保持大部分时间的积极状态。一年间，她和公司一起经历了业务量暴涨和实现盈利的全过程。巨大的压力之下，她也动过离职的念头，但学习过程让她兴奋又着迷。她学会了面对面沟通需求、用AI coding工具将想法变成Demo、熟练搭建Agent、用Agent对Agent产出的内容进行质检……
在AI创业公司，“一个人做十个人的活”可能不再是含贬义的吐槽，而是对探索过程的客观描述。能否拿到结果、阻力大小以及心态差异，共同决定了跳槽决定的价值。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从大厂跳向AI创业公司的员工无奈地表示，老板对交付速度的要求简直是异想天开。然而，AI创业公司能做到的人效之高，足以让看惯了大厂运作模式的人感到惊讶。一位应用层AI初创公司的CEO告诉《豹变》，虽然团队不到10人，但大量的AI员工在夜里干活，员工们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检查AI前一晚的工作成果。
“刚来那几个月比在大厂更累。我一周的产出可能顶之前一个月，一个季度的产出可能顶之前一年。”文科出身的森山告诉《豹变》，来AI创业公司半年，他觉得自己的进化速度极快。“我做了四五个skill，包括做PPT的skill、做报告的skill、写文章的skill……”当skill做好，提效开始。现在，森山带一个实习生的工作量，和他在大厂带10人团队加上供应商的工作量几乎是一样的。
**离开大厂，往往始于对现状的不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互联网大厂是离技术落地最近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做出过现象级产品的Leader知道一个功能从原型到亿级用户要踩多少坑、用户会在哪个环节流失……当AI浪潮涌来，这些经验能够让大厂中高层迅速完成关键判断，判断什么方向是真需求，怎样做更有可能落地。
带着这样的经验，从2023年开始，大厂中高层开始密集“出走”创业。字节系最为显眼，比如，字节原视觉技术负责人王长虎2023年创办爱诗科技，押注AI视频生成；字节原AI Lab总监郭传雄创办比特智路，切入AI基础设施；到2026年，剪映产品负责人张琪智也被曝离职创业。有一些明星高管在市场中的号召力极强，比如2026年3月离职的通义千问大模型原负责人林俊旸，在5月创立了AI实验室，从离职到拿下20亿美元种子轮融资只用了两个月。
大厂的“高P”标签和实战经历，让他们递给投资人一张张含金量极高的名片。同样的，当这些大厂高管组建团队时，也会优先考虑同样有大厂经验的中层和下属。“大厂的履历有点像学历，是敲门砖。”老王说，这证明一个人曾在非常严格且标准化的筛选中生存下来，是绝对的加分项。
于是，越来越多厌倦了大厂的人们，开始有了新的选择。DeepSeek爆火的那个春节，森山还在大厂。最初，他不断尝试在自己的团队里推广AI工具，但收效甚微。“大家思路没有转变过来，更想古法手作。”他说。大厂太大了，不是所有部门都能离AI很近，这也成为他离职的最大原因：“如果继续待着的话，我会离AI越来越远。”有可能通过活水机制流向大厂里离AI更近的部门吗？答案是很难。不止一位大厂人告诉《豹变》，活水要拿到超预期绩效，意味着在10个人里你要成为Top3。更不用说，Top3里可能还有两个是老板带进来的“嫡系”。也有大厂内部活水进入AI团队，需要经过多轮严苛面试。
在大厂的近一年里，安巴拿到过超预期绩效，但仍不时深陷“没有进步”的痛苦。大厂里，每个人都是螺丝钉，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一小块业务。业务越得心应手，她的焦虑感也越重。“当时我唯一进步的是汇报能力。”她苦笑。
经历过几家大厂，老王已经很适应大厂的工作氛围和生活，虽然做的事已经算不上有趣。比如午休时间，同事们会结伴在园区里散步；比如八卦永远在同事中间迅速传播。直到今年，他发现，自己明明和之前一样努力，但拿不到好绩效了。“但凡有一个月加班少了，或者是领导不满意，就会影响年底的绩效。”老王说：“为什么很多人干着干着没劲了呢？因为前半年绩效不好，下半年就不会好了，干脆别卷了。”
另一方面，大厂的业务增长放缓，但仍然需要新鲜的“耗材”进入。于是，晋升机制也被拉长。一位阿里校招生告诉《豹变》，在自己入职之前的很多年，阿里的P4岗已经被划掉，但就在他们校招的那一年，原本“P4”对应的职级又悄悄被放出来。这是一个信号：当公司增速放缓，高层职位长期有人盘踞，作为个体的晋升必然变慢，“他们要把梯子的长度加长，让你从更下面往上爬。”
**客观来说，这也是大厂之大决定的。**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厂扩张，往往伴随着团队规模的指数级膨胀：产品、研发、运营、增长各司其职，通过精细分工实现高效运作。不过，这一套结构其实建立在“人力不可替代”的假设上。现在，AI正在动摇这个假设。
于是我们看到，AI重塑工作流之后，组织结构也跟着调整。新一批AI公司的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十几个人，几乎没有中层，决策到执行的效率极高。未来，一家成熟的公司可能不再需要靠“大而全”建立壁垒，小团队甚至一人公司或许也能长期跑通。
这样的重塑，从大厂跳到AI创业公司的员工们已经有所感知。“大厂的氛围像后宫里的妃子，每天聊的都是皇上的喜怒哀乐，外面的朝堂对我们后宫有什么影响……”老王总结。森山曾是大厂中层，面对的人际关系更为复杂：“两个老板意见不一致，你怎么在中间传话；如果老板希望你优化一个下属，你该怎么帮老板做这把刀……”在复杂的组织架构里，大量的精力要用在协调人际关系上，而不是“做事”本身。
但AI创业公司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和团队契合，可能会像老王和森山一样，感受到久违的“酣畅”；但如果不合适，磨合的痛苦也可能比大厂更尖锐。一位从大厂跳槽到AI创业公司的员工告诉《豹变》，自己只待了两个月就迅速离职。“面试时感觉很好，但和工作的蜜月期一过，就发现原本以为很直爽的老板其实是npd。”另有同样跳槽路径的人士告诉《豹变》，在这波大厂中高层出走的创业潮中，涌现了不少“明星”创始人，面对这样的老板更要祛魅。大厂高P的管理能力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大厂本身成熟的人才晋升体系，管理者只需要在既定框架里做决策。但到了创业公司，团队怎么激励、人才怎么留住，都是新挑战，大厂高P未必做得好。
AI带来的组织架构变化，不只深刻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改变了人和事的关系。在大厂，业务落地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流程。比如产品经理一定会被要求写“PRD（产品需求文档）”，这份文档动辄几十页，需要对齐研发、设计、测试、运营多个团队。
在AI创业公司，安巴虽然也做产品经理，但一直没有写过PRD，而是提出想法，在得到老板认可之后，直接用AI coding工具搭出Demo，拿Demo和老板谈。“在创业公司，我往往是先干了再说，看数据和反馈再来迭代。而不是像大厂，先有一大串的论证和评审，等确认了再来干活。”森山说。“随便一个很小的功能，需求评审都能等一个月才能上线，上了线可能跟没上一样，收效甚微。”老王表示，在大厂很难享受到及时的成就感。
不过，大厂的一些工作方法放到创业公司也同样适用。森山告诉《豹变》，数据口径的统一、对外披露的规范，这些在大厂被当作基础流程的东西，在很多早期创业公司里往往是空白，反而是大厂人入职之后能快速建立起来的工作流程。“这很重要，不是一种繁文缛节。”他说。
**从期权神话到现金回报，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2026年1月，MiniMax在港交所挂牌上市，7月9日，首批限售股解禁。尽管解禁首日公司股价跌了18%，但对于那些熬过了期权归属周期的员工来说，这仍然是一张真实兑现的支票。AI浪潮正在制造一批新富，其中，从大厂跳向AI创业公司的不在少数。
大厂的薪资体系透明且天花板清晰，向上晋升一级，涨薪幅度有限。创业公司如果能上市，期权变现，回报可能是大厂几十年工资的总和。但不可否认的是，期权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未来的赌注。一位不愿具名的跳槽者告诉《豹变》，自己在第一份工作时对期权有憧憬，好不容易熬到公司上市，却一上市就破发，让他对于IPO这件事彻底祛魅。
“财富自由肯定是想的，但这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能学到的东西和能结识的人，对我来说已经有足够大的吸引力。”老王说。叠加对大环境的悲观预期，这波从大厂跳向AI创业公司的人，开始期待更高的现金比例。多位前大厂人告诉《豹变》，自己跳来AI创业公司的总包和现金部分都有上涨，即便只看现金部分，涨幅也不小。一位在AI创业公司工作不太顺利的前大厂人无奈表示，自己本来想辞职算了，但看到工资金额又退缩：“月薪是戒不掉的坏习惯。”
即便不靠公司上市，这波被AI带飞的科技行情，也让不少人提前尝到了甜头。2025年8到10月，森山的投资收益超过了两年的生活所需。这笔钱给了他两年的试错空间，让他有足够的底气选择跳槽。面试时，他对创始人说：我是来满足好奇心和探索欲的。
无论你是否承认，AI带来的变化已经无处不在。“你打着灯笼找，能找到在2025和2026年成立，却说自己做的事和AI无关的公司吗？”森山说。安巴在一次高中同学会上发现，在座的人有三分之一已经进入了AI行业。
或许，历史上每一次技术浪潮都曾制造过同样的情绪。不过，“押注一个未成形的未来”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有人在浪头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有更多人在退潮之后才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上岸。没有人知道这波浪潮最终会把什么带走，又把什么留下。但至少在此刻，那些选择亲自下场的人，押注的不只是一份薪水或一张期权，而是对一个方向的判断：未来已经到来，我想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