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期名为 No Priors 的科技播客中，硅谷知名投资人 Elad Gil 提到了一件让人心里一沉的事。他说自己认识一些顶级 AI 实验室的研究员，最近在认真讨论一个问题——“我该不该结婚？”这不是因为感情出了状况，而是因为他们觉得：18 个月后，世界可能就不一样了。AI 可能实现递归自我改进，届时人类研究员将不再被需要。既然未来不确定，那婚姻还有意义吗？Elad 的搭档、投资人 Sarah Guo 听完后说了一个词——tragic（悲剧性的）。她把这种心态类比为“人们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的状态。不是肉体死亡，而是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智识工作者，职业生命的死亡。这不是段子，是 2026 年，全球最聪明的一批人正在经历的精神状态。
01 恐慌的 AI 人才
过去半年，AI 行业出现了一波罕见的“出走潮”。和以往的跳槽不同，这些人离开时，带着的不是更好的 offer，而是一封封措辞沉重的公开信。2026 年 2 月 9 日，Anthropic 安全研究团队负责人 Mrinank Sharma 在 X 上发布辞职信，写道“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这封信获得了 1470 万次浏览。两天后，OpenAI 研究员 Zoë Hitzig 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宣布辞职。再往前数，OpenAI 超级对齐团队负责人 Jan Leike、联合创始人 Ilya Sutskever 也先后离开——后者创立了 Safe Superintelligence Inc.，募了 30 亿美元，至今没有发布任何产品。
这些人并不是疲惫到走不动了，恰恰相反，他们走的时候比谁都清醒。前 OpenAI 和 xAI 员工 Hieu Pham 的离职帖，可能是最坦率的一份。这位帮助构建过世界上最强大 AI 系统的研究员写道：“我以前对心理健康恶化这件事嗤之以鼻。但它是真实的、痛苦的、可怕的、危险的。”他带着家人回了越南，说要“寻找治愈的方式”。Nathan Lambert，AI2 的高级研究科学家，在 Lex Fridman 的播客中描述了实验室内的常态——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工作强度，已经相当于“996”文化。
回到 No Priors 那期播客，Elad Gil 给出了这种疯狂节奏背后的逻辑链。实验室里的主流信念是这样的——编程问题在 2026 年底基本解决，到 2027 年底出现某种形式的轻度递归自我改进（RSI），届时模型将开始训练大部分模型自身。“如果我的职业生涯只剩一年半的有效时间，”一个研究员的算法是，“那每一周就占了我剩余生产力的 2%。所以我得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这套计算精确得令人不寒而栗。但 Sarah Guo 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反问——过去五年里，“18 个月后就 ASI”这个预言，每隔 18 个月就被重复一次。那它作为预测工具，到底有多可靠？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不妨碍顶尖 AI 人才，按照它来安排自己的人生。
02 数学家的职业写悼词
如果说 AI 实验室内部的焦虑还可以被解释为“身在旋涡中心”的过度反应，那么同样的情绪正在蔓延到一个看似更遥远的群体——纯数学家。2026 年被称为数学领域的转折年。LLM 几乎每周都在证明职业数学家级别的定理。OpenAI 的内部模型一次性发布成批的数学突破。X 上开始流传一句话——“今年的 Fields（菲尔兹奖）将是最后一届。”
Fields 奖确实在 2026 年 7 月颁发了，授予了四位杰出数学家。但媒体报道的标题透着一种不祥的底色——法新社用的措辞是“在 AI 重塑数学行业之际”。斯坦福大学专门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请来三位 Fields 奖得主和 OpenAI、DeepMind 的研究者，议题是“数学的未来”。陶哲轩在会上提出，需要超越“AI 能不能生成证明”这个问题，重新思考数学工作流本身。一个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学科，忽然要在一年之内回答“我们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问题。
波士顿评论在 2026 年夏天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叫“知识的坍塌”。文章指出，从《纽约时报》到《Science》和《Nature》，公众被反复告知数学将是 AI“通向 AGI 道路上倒下的下一块多米诺骨牌”。数学家圈子里流传着一个三段论，带着越来越强的紧迫感——AI 能做数学 → AI 在快速变好 → 所以 AI 将“解决”数学。一位研究者写了一篇题为“来自 AI 的存在风险——写给数学家的说明”的文章，开头就说：“2026 年是数学的关键年份。LLM 在极少指导下每周证明职业级别的定理。”他写道，这个故事可以是一部黑暗科幻小说——“我们为 Fields 奖互相争斗，直到苦涩的终点，从未真正看到它的到来”。
这种情绪不仅存在于边缘声音中。Fields 奖得主 Mike Freedman 现在是 Yan LeCun 联合创立的 AI 公司 Logical Intelligence 的首席科学官。Fields 奖得主 Tim Gowers 公开承认，AI 已经解决了他“听说过但不在自己领域内”的重要猜想。当一个学科最顶尖的人，开始以一种复杂的语气承认机器正在追上来时，这不是虚张声势。
03 诡异的“AI 精神病”
当足够多的人表现出相似的症状，精神医学界会给它一个名字。2025 年 9 月，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的两位精神科研究者 Stephanie McNamara 和 Joseph Thornton 在学术期刊 Cureus 上发表论文，正式提出了一个新的临床概念——“AI 替代功能障碍”（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lacement Dysfunction，AIRD）。
AIRD 不是普通的失业焦虑。它攻击的是一个人最核心的东西——“我是谁”。Thornton 称之为“看不见的灾难”。AIRD 的症状包括焦虑、失眠、偏执、身份认同丧失和无价值感，并且可以在没有任何既往精神病史的人身上出现。论文指出，这种痛苦“不植根于传统精神病理学，而植根于职业过时的存在性威胁”。
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分。以前被技术浪潮淘汰的纺织工、马车夫、打字员，他们的痛苦主要是经济性的，失去收入来源，需要养家。而 AIRD 患者的痛苦是存在性的——“如果 AI 能做我做的一切，那我二十年的训练和积累意味着什么？我的头脑还有什么独特价值？”
一项来自曼海姆大学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医生群体对 AI 的反应，发现对“职业能力受威胁”和“职业认可受威胁”的感知，直接导致了对 AI 的抵制态度。有意思的是，医学生，比经验丰富的医生，表现出更强的身份威胁感和抵制情绪——那些还没来得及充分建立职业身份的年轻人，反而更容易被 AI 动摇。
KPMG 的一项调查显示，52% 的员工担心 AI 会威胁自己的工作安全。而 Quantum Workplace 对超过 70 万名员工声音的分析发现，频繁使用 AI 的员工报告倦怠的比率为 45%，远高于不使用 AI 的人的 35%。用得越多，反而越焦虑——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数据。
04 第四次“去中心化”打击
为什么 AI 技术冲击，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框架。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三次根本性的“去中心化”打击：哥白尼告诉人类，你不是宇宙的中心；达尔文告诉人类，你不是物种的中心；弗洛伊德告诉人类，你甚至不是自己内心的主人。AI 是第四击，它告诉人类——你的认知能力和智力，也不是独特的。
之前所有技术革命都有一个不变的避风港。工业革命放大了人类的肌肉，互联网放大了人类的通讯能力，但它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让人类的头脑变得更值钱。织布机取代织工，但让纺织工程师更值钱。汽车消灭了马车行业，但让机械工程师成了宠儿。技术越进步，“脑力劳动”的溢价越高。高精尖人士不仅不焦虑，反而是每一轮技术浪潮最大的受益者。
有人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称为“大反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最精英的认知任务，反而是最容易被前沿技术攻破的。编程、数学证明、法律分析、科学研究……这些曾经被认为需要多年训练、高度智慧才能胜任的工作，恰恰是 AI 进步最快的领域。以前的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但从未动摇过工作作为“意义来源”的地位。这一次，连意义本身都在动摇。
更令人焦虑的是变革的速度。工业革命用了几代人的时间展开，给社会留出了适应和转型的窗口。AI 按月迭代。Elad Gil 在播客里说，“AI 时间里的一年，相当于正常周期的三到四年。”几个月前还在某个任务上挣扎的系统，几个月后就能碾压入门级白领。人们来不及重新定义自己，世界就已经变了。
回到 Sarah Guo 那个锐利的观察——过去五年里，“18 个月后就递归自我改进”这个预言，每隔 18 个月就被一批聪明的、甚至有自我认知的研究者重复一次。它至今没有兑现。但它正在兑现的方式，可能比人们意识到的更微妙。不是通过技术上的突然跃迁，而是通过对人类心理的持续侵蚀。即使 ASI 明天不来，即使 RSI 还需要五年而不是 18 个月，这种信念本身已经在改变人们的行为。研究者不敢结婚，数学家开始为自己的职业写悼词，精神科医生要给一种新的焦虑命名。这就是这场“末日心态”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它可能是理性的技术预判，也可能是科技精英圈层的集体癔症，或者更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一种建立在真实技术进步之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焦虑螺旋。
Hieu Pham 回到越南寻找治愈，Ilya Sutskever 拿了 30 亿美元去构建“安全的超级智能”。Mrinank Sharma 的辞职信被 1470 万人阅读。这些选择截然不同，但背后的问题是同一个——当你正在亲手建造可能让自己过时的东西，你该怎么活？也许 Sarah Guo 说得对。答案比听起来简单——你应该去结婚。你应该继续过你的人生。不是因为那个预言不会成真，而是因为无论它成不成真，那都是值得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