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120周年：李鸿章与北洋海军兴衰史

李鸿章的卓越领导，使北洋防区最终实现了近代化转型。在1880年代，这支力量逐渐成为清帝国海军的象征，被正式命名为“北洋海军”或“北洋舰队”。北洋海军的兴衰史，不仅关乎中国海防的安危，更直接影响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对比，这一近代化进程值得历史学家深入探究。作为北洋海军的奠基者，李鸿章的功绩不可磨灭，他创建海军的初衷、过程、遭遇的挫折，都与这支舰队的命运紧密相连。

李鸿章对近代海军的认知与目标

近代中国海军的萌芽，可追溯至李鸿章协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期。那时，他已成长为一位精通军事的专家，并深刻认识到拥有强大海军的重要性。他由曾国藩举荐担任两淮盐运使，负责淮扬水师的操练。然而，在1862年之前，他对海军的认知仍局限于传统的水师，对西方现代海军知之甚少。直到1862年春，他奉命驰援江苏，与太平军作战时，才真正领略到欧洲海军的强大。他率领淮军和淮扬水师乘坐英国轮船，沿江抵达上海，与英法联军及常胜军协同作战。西方大炮的精准、子弹的精巧、西式操练的严谨，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让他深感中国军事力量的落后。

李鸿章所指挥的淮扬水师，主要装备为舢板和帆船，他痛感其陈旧落后，甚至提出“有不如无”的极端观点。他决心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告诫部属“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而秘法”。在与曾国藩的讨论中，他再次强调：“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还建议曾国藩效仿日本和俄国，以“卑礼下人”的方式获取英法先进技术，认为“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1864年10月，太平天国即将被平定之际，朝野上下沉浸在升平的喜悦中，而李鸿章却忧心忡忡。他深知，历年的内乱和外侮，使中国国力空虚，难以抵御外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的军队虽能平定内乱，却难以抵御外侮。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则“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鸿章看来，军力是国家立国的根基，是抵御外侮的关键。如今情势已变，绝不可固守祖宗成法。对于陆军，他主张裁汰老弱，充实粮饷，严格操练，重组绿营分汛。至于海军，则必须更换所有旧式船只，建立近代船厂，购买造船机器，优先发展轮船，再逐步建造巨炮兵船，方能实现水路自保。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对于建立新式陆军和海军的具体构想。他主张改革绿营水师，采用西式装备，设立近代船炮制造厂，这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如出一辙。在他的支持下，福州船厂和江南制造局得以延续和发展。他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近代化努力，值得充分肯定。

为实现目标，李鸿章找到了英国人琅威理。琅威理毕业于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英国海军舰长，是一位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军官。他自然成为北洋舰队总查的首选人选，于1882年和1885年两度受聘担任此职，共服务6年。在他的精心规划和指导下，北洋海军取得了显著进步，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然而，在1890年的“升旗之争”中，他受到一些中国军官排挤，不得不离开北洋。琅威理离职后，李鸿章聘请了其他外国军官，包括两名英国人、两名美国人、四名德国人，但他们都没有琅威理的才能和威望，也无法解决北洋舰队内部的问题，导致北洋海军在1890年后逐渐衰落。

北洋舰队直到1888年才正式成立。这一延搁的原因有多个：向外国购买的船只需要时间抵达，李鸿章对舰队如何组织和调动尚无明确计划。自1860年代以来，曾提出过三个海军计划：曾国藩的“内江外海水师”计划、丁日昌的“三洋水师”计划，以及李鸿章幕僚薛福成的“北洋水师”计划。这些计划都不够具体，因此北洋舰队的正式组建被推迟。1888年3月，在朝廷的催促下，李鸿章才任命周馥、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和罗丰禄等人向琅威理咨询。3个月后，北洋海军组织章程拟就草案。经李鸿章与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讨论后，该文件于1888年8月获准实施。这一计划以传统的绿营水师和长江水师为蓝本，但也参考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海军组织。

根据章程，北洋海军分为前军和后军。前军是主力作战单位，由9个营组成（每船为一营），分为中军及左、右翼。后军负责后勤和训练，由16个鱼雷营组成。此时，北洋海军共有舰艇30余艘，41000余吨，大炮120门，官兵4000余名。除了外籍专家，包括轮机在内，有87名高级军官，其中43人受过正式训练，35人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8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他们中间，24人曾在国外留学：13人留学英国，10人留学美国，1人留学德国。未受国外正式训练的人员中，有一些曾去英国、法国或德国进行短期考察，协助监造船只或接船回国。这些军官的整体素质，显然优于绿营水师或长江水师的同等职位人员。

北洋舰队最初没有标准的操练规定。《北洋海军章程》公布后，制定了八种操练制度：小操、大操、会操、会哨、合操、操巡、巡历和校阅。每次操练都记录功过，作为赏罚依据。北洋舰队不仅强调正常操练，还经常派往南北洋各口巡弋，并出访海参崴、朝鲜港口，甚至远达新加坡和东南亚水域。

北洋海军曾成功维护中国在东北亚的海权。然而，随着1890年琅威理离职，缺乏有效监督，它开始衰落。李鸿章年事已高，忙于其他事务，无暇顾及海军细节。与此同时，北洋海军也面临着严重的经费问题。

修筑海军基地防御工事

近代海军必须有基地，修筑炮台以资防卫，建造船坞以便船只维修。北洋防线从鸭绿江口延伸至胶州湾，海域辽阔，包括青岛、烟台（芝罘）、威海卫、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北塘和大沽等港湾，都需要构筑防御工事。然而，由于经费限制，李鸿章只能选择重点设防：大沽、威海卫和旅顺口。

大沽

大沽是天津的外港，也是北洋海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对北洋海军至关重要。许多重要的海军机构，如大沽船坞、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以及鱼雷营、水雷营、电报局、电报学堂、贮煤处、海军医院、北洋医学堂等，都设于此。大沽和天津成为北洋海军的重要基地。

威海卫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北端，与大连、旅顺共同扼守渤海湾入口，地近京畿地区。威海卫宽阔的港湾内的刘公岛及其附近深水，是建造船坞的理想地址。由于经费限制，李鸿章直到1887年2月才开始重视威海卫，派遣戴宗骞和刘含芳前往勘察。随后，在威海卫修建炮台、兵工厂、鱼雷厂和鱼雷学堂、火药库和贮煤厂。在德国工程师的指导下，建造了一座铁码头，用于装煤。第二年，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在刘公岛设立。丁汝昌随后在威海卫设立了北洋水师学堂和一所海军医院，进一步提升了其战略地位。

旅顺口

旅顺口是辽东半岛尖端的战略要地，素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李鸿章长期以来就注意到其重要性，并在此驻扎重兵。在这个基地修筑了炮台，设置了鱼雷营和水雷营，但船坞工程极为艰巨。袁保龄最初被指派主持旅顺营务工程局，后来由一家法国辛迪加接办。整个项目于1890年完成，历时10年，耗银300万两。其石船坞规模宏大，令人印象深刻。《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提督每年应有6个月驻扎于此，可见其重要性。在旅顺、威海卫和大沽的“铁三角”中，旅顺口是最重要的基地。

关于在旅顺口建立海军港口的争议，一直存在。有人主张青岛作为海军港口，认为其位置更优越。也有人指责李鸿章选择旅顺口是出于个人私利。然而，我认为在旅顺口建立军港是合理的。李鸿章主要由于经费限制，未在青岛也修建防御工事的军港。他在当时曾说：“胶州湾地居南北洋之中，为北来第一深水船澳，……唯目前限于经费，无可筹拨。”这段话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推论。

无法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崩溃

北洋海军自1875年筹划，1888年正式成军。然而，在1894-1895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它被日本海军彻底摧毁。李鸿章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北洋海军的失败，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辽东半岛的军事形势也因此改变，影响了中国此后几十年的命运。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北洋舰队的毁灭，部分归咎于清政府采取的消极防御战略。然而，北洋海军本身也存在严重缺陷。首先，制度上含混不清。北洋海军名义上隶属于北京海军衙门，但由于海署大臣醇亲王对海军一窍不通，舰队实际上归李鸿章节制。李鸿章忠于清廷，但也负责处理许多紧迫事务。此时，他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对各种政治问题，无法对北洋海军给予更多关注。

其次，指挥系统不清。由于李鸿章未能经常顾及，北洋海军由丁汝昌负责。丁未受过海军正规训练，因此常被部下轻视。他依赖的外籍军官有的傲慢自负，要求过分，导致中外军官之间关系紧张，经常发生冲突，“升旗之争”便是这种冲突的体现。琅威理的离职，进一步导致北洋海军的衰败和腐败。

第三，经费不足是一个严重问题。最初海防经费预算每年200万两，但从未如数到位。北洋海军改隶于海军衙门后，舰队每年的预算降至不足130万两。最糟糕的是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这些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使舰队及其装备的更新成为不可能。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北洋海军能否生存发展感到担忧。及至中日战争，北洋海军连遭失利，最终彻底失败。纪律不整导致一些部队在战役白热阶段弃阵脱逃，北洋海军的弱点暴露无遗。李鸿章深知这些缺点，极力设法避战，不与敌舰交锋。他因此受到许多历史学者的批评。然而，就北洋海军的弱点而言，采取更加勇敢的政策或战略，是否将带来不同的结局，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注定的失败

作为西方国家海上力量崛起的回应，尤其作为日本威胁日益增加的刺激，中国决定建设海军。李鸿章恰逢其时，恰如其分地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一些学者认为，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以应付外侮为名，行扩张淮军势力之实。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缺乏充足的证据，我认为是臆测。

近代海军是19世纪的一项革新事业。海军的发展需要复杂的装备和高度专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考虑到工业、科学和技术、人才、财政等方面，中国当时完全不具备支撑一支近代海军的条件。北洋海军的诞生，几乎全靠李鸿章个人的努力。他以10年的持续不懈，造就了一支拥有30艘战舰、120门大炮和4000名官兵的舰队，在数量上至少超过了日本的海军力量。

李鸿章的任务比今天人们想象的要艰巨得多。他需要向北京政府争取资金，说服各省官员给予合作，同时还要应对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包括官僚主义、地方主义和派系斗争。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而深受其害。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来评判，而应从当时内部情况的整个背景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