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120周年：清军战败的深层原因分析

甲午战争以清军的惨败而告终，其失败原因错综复杂，但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武器装备的相对落后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甲午战争时期，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程度令人震惊，成为其战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清军装备近代化的进程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初期。当时，清政府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决心用其装备清军，以强化封建统治。然而，这一进程因财政拮据、满族贵族的愚昧无知和政治上的缺乏远见而进展缓慢。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军新式武器更换率不足30%，调往前线的军队更换率仅为60%至70%，东北练军的更换率更是只有40%。例如，吉林将军长顺所辖17营3哨中，来福枪和快枪数量有限，其余多为刀矛等旧式武器。山东沿海部队后膛枪仅存千余杆，且多为青铜炮，火药和炮弹质量远逊于日军。海军方面，虽然中国拥有数量上优势的军舰，但能够出海作战的却少之又少。北洋舰队的主力舰数量和排水量均落后于日本，且在炮火、舰速等方面也处于劣势。

黄海海战是中日海军主力的大决战，其结果对甲午战争的走向至关重要。海战中，中国方面若获胜，将迫使日本停止侵略中国和朝鲜的企图，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海军力量的优势。然而，中国却以惨败告终。武器装备的落后是导致黄海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双方力量对比中，日本参战军舰数量比中国多20%，总吨位多30%，总马力多63%，参战兵员多69%，参战炮火数量多51%，舰队平均航速快52.7%。此外，日舰拥有12公分速射炮81门，而中国方面一门也没有。这些差距使得海战中，日舰在速度、炮火和人员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最终导致了黄海海战的惨败。

除了黄海海战，其他战斗也因武器落后而失败。例如，平壤之战、鸭绿江防之战、海城之战等，清军均因装备不足而失利。由此可见，武器装备的相对落后是甲午战争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二、清军腐败、战斗力低是清军战败的直接原因

清军腐败、战斗力低是导致其战败的直接原因。一些官兵贪生怕死、勇气不足，如直隶提督叶志超在朝鲜公州之战和平壤之战中均临阵脱逃。刘盛休、赵怀业、黄仕林等将领也因不战而逃而备受指责。黄海海战时，方伯谦、吴敬荣率舰而逃，丁汝昌则困守威海卫军港不敢出战。部分清高级将领的贪生怕死，影响了普通士兵的士气。

清军对近代化战争知之甚少，缺乏战略和战术上的远见。在战略上，他们不懂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在战术上，他们不懂得如何利用地形地貌掩护自己打击敌人，更不懂得如何利用夜战、近战和预备队的使用。在武器使用方面，他们也显示出可悲的无知，整个作战水准还停留在中世纪冷兵器作战的基础之上。

军纪较差、缺乏训练也是清军战斗力低的重要原因。东北派往朝鲜的清军沿途骚扰，烧光农民的柴炭，甚至拆毁房屋。在朝鲜，卫汝贵军所至，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平壤之战失败后，各军兵勇四散逃亡，甚至自相抢夺。清军进入九连城后，纪律毫无，大军到处，辄凶扰恣淫乱。旅顺清兵外出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残暴凶狠。大沽清军毫无军纪可言，官长和士兵不受约束，甚至为了逛妓院而打架斗殴。福建士兵不讲究卫生，看上去肮脏邋遢，驻扎在各地的漕军也是这样。

清军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体质远不如日军。日本大本营对中国77名俘虏与14218名日本士兵进行的调查比较显示，虽然中国士兵比日本士兵平均高6分，但在体重、呼吸差、肺活量、握力等方面，清军都远不如日军。由于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清军军纪较差，不爱护武器，卫生状况也极差。

三、清廷腐败、昏聩，对国防建设重视不够，对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是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

清廷的腐败和昏聩，对国防建设重视不够，对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是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清廷便将海军军费挪作他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西太后也不顾国家安危，将海军经费消磨于园林之中，致使北洋舰队建设受到一定影响。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西太后不是忙于部署战事，而是忙于庆祝自己60大寿。京官中的一些人已“先后分遣眷属出都”，做好逃跑准备了。结果“京师携眷还乡之宦日多一日，车价至津沽至七八金，甚或十余金，甚或不可得。而土匪则于途中滋事矣。”

李鸿章作为甲午战争时期清军实际指挥者，其品质对战争结局影响很大。然而，李鸿章也没能逃脱腐败习气的影响，在用人方面，常“任人为亲”，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但李鸿章却任命不懂水战的丁汝昌。淮军早在甲午战前20年就已腐败，军队中的军官，什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军官中大部分人连喊操他们也不会，须雇人“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李鸿章对此竟也不闻不问，置之不理。甲午战争爆发后，一些淮军将领贪生怕死，李鸿章对此明知故纵，同样不闻不问，置之不理。

清官员除极少数人外，大都对世界大势、中日战局无知，这一点在他们给皇帝的奏折中反映出来。侍读学士准良主张北洋舰队“更选铁甲二支，前赴日本”，“分扰对马岛等处”，后又主张“由台湾直趋横滨”。御史钟德祥认为，驻蹲公使汪凤藻与“朝鲜叛贼金玉均”相勾结，并派人与金玉均共赴上海，“将徐图北归”，“以泄其不逞之乱谋”。散汪凤藻为“启衅之人”，惩汪就可“使四夷懔然”。御史杨晨主张，与英结约，“许以商利”联英“并力拒俄，则日之势自孤”。工部尚书怀塔布主张，将朝鲜巨文岛借英“十年”，“在我无足重轻，在倭、俄则顿生肘腋之患”。编修曾广钧主张，北洋“分出致远、靖远两轮为专运援兵之用”，“每船装勇千名，冒险而前，越仁川进驻牙山。敌船来攻，则尽力抵御。”并认为日本鱼雷艇，“身轻如叶，若以交战大洋，直同儿戏”。翰林院检讨陈存懋主张，“刘永福统领旧部直捣日本”。刑部郎中陆学源主张派刘永福“进捣琉球”，“此围魏救赵之策也”。礼部侍郎志锐主张：“与其敷衍议和，不若倩人代战”；若联英拒日，“不过五六日即可转败为胜，月内军事即已定局。”四川学政瞿鸿机主张：“密饬两江、闽浙督抚臣”，“速将沿海渔船、商船全数收雇，招募渔人蓉户缩为舟师，不动声色，裹粮潜渡，一自上海人长崎；一自温州趋萨摩；一自厦门捣冲绳；”“三路并攻，相为犄角”，“而我东陲之师疾卷而复朝鲜决矣”。御史王鹏运主张，将山海关“过关一段”铁路“拆卸，将关城照旧修复”，“则倭人内犯之谋不战而戢”。编修王荣商主张，“皇上饬拨兵舰数艘¨交刘永福等统之前进”，“或由长崎人其国都，或由台湾攻其后路”，“朝鲜兵事亦必易于得手”，并将中国铁路“工程永远停止”，因为调兵运饷“本不烦铁路之征调”。编修张鸿翊认为。日本粮荒，“煤亦欠缺”，中国煤米“不准私载”出口，“其足以制其命者”。同时“厚结”英法“二国”，“假其船械以往伐日本”，并认为中国鸟枪、.抬枪远优于日本快枪，用单刀手可以“夺其大炮”。军机处官员则企图“招募”广东渔船“数十艘，悬给重赏，令其驶往日本横滨、神户、长崎各岛，攻其不备。”前出使大臣陈明达主张：“调集南北洋兵舰迅赴日本”，“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必易见功。”……清廷官员的糊涂认识对甲午战争结局还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李鸿章和清政府对日本的糊涂认识无疑则大大加速了甲午战争失败的进程。

四、清政府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落后，人民群众整体素质低下是甲午战争战败深层次乃至根本的原因

甲午战争清军失败更深层次乃至根本的原因是清政府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落后，人民群众整体素质低下。战争实际上是交战国综合国力的比较，而综合国力大体上不外乎政治、经济和国民整体素质。

甲午战前，中国仍然是极其落后的。政治上，中国还停留在中世纪封建君主专制基础之上，缺乏监督机制或监督机制不健全，故清政府各级官吏事实上早已极为腐败。由于腐败，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清政府统治基础脆弱，任何外来较大的打击，都有可能引起清政府统治的崩溃。经济上，中国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依然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力长期处于低下水平，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清财政收入拮据。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更新武器、改善装备是不现实的。

有学者在谈到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时认为，中国强于日本。从两国人口、国土面积、工业和军工企业总产值来看的确是这样。但若从人均拥有状况来看，中国则是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例如铁路，1894年中国拥有铁路不足400公里，日本拥有铁路929公里，日本人均拥有为中国的24.4倍；棉纺织业，中国拥有纱锭13万多枚，日本拥有47.5万多枚，日本人均拥有为中国的38.4倍；轮船航运业，中国拥有轮船撕艘，总吨位22900吨，日本拥有商轮680艘，总吨位110205吨(1893年)，日本人均拥有轮船总数为中国的275倍，总吨位的50.5倍；财政总收入方面，日本1893年为11376.9万日元，中国为8867万库平两，日本人均创税为中国的9.7倍；从军队总数来看，日本拥有战时军队(受过正规训练的)22.5万人，中国(职业的)1001989人，中国陆军是日本陆军的4.4倍，但按人口和国土面积计算，日本人均拥有数则为中国的2.3倍，每平方公里拥有数是中国韵6倍；在军费开支方面，中国军费开支估计为4000—6000万两，依中计之按5000万两计算，则每个士兵平均为近1如两，日本军费为3450万日元。平均每个士兵为109.5两，为中国士兵的近2.2倍；在军工产值和工业其他方面，由于缺乏可靠的数字，难以比较，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均拥有状况也远远超过中国。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表面强大，实质虚弱，是个外强中干的国家。中国经济的落后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中国军队的发展与建设，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了中国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政治制度的变革。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整体素质的差异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如在对待战争态度上，日本国民在军国主义的鼓动下“如醉了一样，全国各地连贫民都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也想贡献出来，一天只有20钱的劳动者们也捐献10钱，竞连给小孩压岁的几个铜板也用布包好后贡献出来。”侵华日军出发时所到之处，到处挂满国旗，各家门口都挂着灯笼，“时而有烟火升空，紫色、白色的烟焰腾空而起”。“‘帝国万岁’的大旗和鼓掌祝贺的民众队伍，各站大同小异。”虽“穷乡僻壤”，“村童群集，竖起大旗高举灯笼，冒着倾盆大雨在站外高唱军歌。”日本国民形成空前的参战热。反观中国，中国民众不但未能形成空前韵抗战热，很多人反成了正义战争的阻力。在保定，5营清军奉命往大沽抵抗日军，出发前一天就“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部队出发时，“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有人“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叫，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鸭绿江防之战，日军攻进九连城和岫岩，在九连城北“当地居民以箪食壶浆携迎接目军，“携来鸡和猪献给”日军；在岫岩，居民“跪拜相迎，曰：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日军打进辽东半岛，当地居民有人“请求天兵(即日兵)保护”，有人“高兴相迎”，主动帮日军“打柴挑水”，“挑负辎重”，“侦察军情”，“愿当顺民者众多”，并为日军“送来慰问品以买其欢心”。海城失陷后，当地“居民听说宋庆率大军要来海城，非常惊慌，刚蹦恢复正常的各业又为之惊动，并有人再次逃人山野”。当日军击败清军，“凯旋海城”，并贴出“告示，居民为之完全放心了”……以上所描绘的中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在甲午战争时期甚差，当然不排除其中有片面扩大之处。试想一个具有上述缺陷的民族又怎能抵御外来的——除非比自己更弱的——侵略呢？

中国经济的落后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阻碍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的落后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这里我们还应指出的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1644年清军人关后，由于清廷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潮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抱残守缺，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忽视甚或采取种种措施阻碍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落后于世界潮流，最终终于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政府的颟预：愚昧、昏聩、麻木不仁、得过且过、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忽视甚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种种做法应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综上所述，清军武器的相对落后是甲午战争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清军素质低下、战斗力低是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清廷腐败，昏聩，对国防建设重视程度不够，是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清政府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落后，人民群众整体素质低下是甲午战争失败深层次乃至根本的原因；而清政府的颟顸、愚昧、昏聩、麻木不仁、得过且过、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忽视甚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种种做法应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在谈到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时曾指出：“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韵，逃不脱的。”甲午战争时期，清军虽然配备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但清军“是中古的军队”，清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这几方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清军“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落后就要挨打，经济上的落后更是如此，甲午战争的失败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