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抗战救国：古建大师的传奇故事

梁思成：守护中华古建的卓越大师

梁思成是我国享有盛誉的古建筑大师，他的名字与人民英雄纪念碑、重建的江南名楼滕王阁紧密相连。这位大师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事业。早年，梁思成与夫人林徽因远赴美国留学，游历欧洲，饱览世界建筑艺术。学成归国后，夫妇二人定居北平，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东北大学建筑系，并潜心撰写了《中国建筑史》这部划时代的巨著。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梁思成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他带着夫人和儿子梁从诫南迁，在离重庆300多里的里庄安顿下来。日军的铁蹄让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梁思成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导致颈椎受损，他竟用花瓶拖着下巴，依然坚持创作。炮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年代，即便是偏僻的小镇也难觅安宁。

1944年夏天，抗战形势迎来转机，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一天，几位陌生人突然出现在梁思成面前，他们奉盟军司令部之命前来邀请梁思成商议要事。听完来意，梁思成毫不犹豫地乘竹筏沿水路前往重庆朝天门码头，弃筏登岸。盟军司令部早已等候多时，梁思成甚至来不及喝口水，一张军用地图就已摆在他面前。原来，盟军正准备对日军发动大规模轰炸，为保护敌占区的古建筑免遭炮火摧毁，特意请他出山指导。

梁思成手持红笔，在地图上仔细圈点，对每个重要部位都做了明确标记。当他交还地图时，忽然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我建议另外两个城市也得到保护，但它们不在中国。”美国人感到困惑，询问是哪两个城市。梁思成回答：”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两座古城，保存着大量珍贵古建筑。”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在两国交战正酣的时期，这样的建议显得不可思议，就连盟军司令部也表示无法擅自做主。

第二年夏天，日军虽已兵败如山倒，却仍在垂死挣扎，拒绝投降。为打击日军的战争潜力，早日结束战争，盟军在太平洋战场集结重兵，对日本本土发动了持续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在连绵的炮火中，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国内几乎沦为废墟，唯有京都和奈良两座城市奇迹般地幸免于难。最终，盟军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对这两座古城实施了保护措施。

硝烟散尽，隆隆的炮声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痛尚未愈合，但京都和奈良躲过了那场浩劫。这两座千年古都依然生机勃勃，多处古建筑群已被列为世界遗产，成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瑰宝，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览胜。当人们漫步古都，徜徉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为人类的智慧发出由衷赞叹时，不会忘记那位60多年前挺身而出的中国学者。

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梁思成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日本人尤其心存感激，称他为古都的恩人。后来，梁从诫赴日本演讲时，谈起此事，眼眶湿润地说：”父亲当时作出这个决定非常不容易，我们家有两个亲人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台下鸦雀无声，无不深受感动。如果说这是两个国家的战争，胜负早已分晓。

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保护它们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梁思成用行动诠释了这一理念，他的故事将永远激励后人守护人类文明的瑰宝。

1948年底，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毛泽东立即制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指挥解放军迅速包围了北平。国民党当局试图迫使在北平的高校南迁，就在迁与不迁的争议中，两位穿灰布衣服的人来到梁思成家中。来人取出一张北平军事地图，说：”我们正在准备进驻北平，为保护城中珍贵的文物古迹，党中央主张和平解放北平，但如果傅作义拒绝改编，我们将不得不强攻。特请先生在地图上标出重要文物古迹，以便我们避开炮火。”梁思成正为北平众多名胜古迹的命运担忧，听到共产党如此重视文物保护，感到十分惊讶。当得知上级表示宁可流血牺牲也要保全古建筑时，他深受感动。

于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用红笔在地图上圈出了他们认为必须特别保护的地点。北平最终获得和平解放，举国欢庆。而梁思成夫妇昼夜圈点禁止炮轰地图的事迹，则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千古佳话。有了这次经历，梁思成毅然选择留在清华大学等待解放军到来，拒绝了国民党派飞机接他到台湾的邀请。

中共中央深知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特地派人来请教梁思成。他慨然应允，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编印一本《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梁思成亲自主持此事，率领清华建筑系教师及中国建筑研究所人员共同完成，从内容到版式设计都亲自审定。1949年6月，这本《简目》印发给各路解放大军，明确写道：”本简目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这本凝聚了梁思成心血的《简目》，在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无数文物古迹遭到破坏，成为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重要文献。

罗哲文是当时中国建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直接参与了《简目》的编写，并负责全部油印刻制和印刷装订工作。他的参与，使这部重要文献得以顺利问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得知旧城作为一个整体难以保存，仍发出最后的呼吁。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梁思成做了最后的辩护，让我们得以窥见当年的情景。面对拆除城墙的呼声，他理直气壮地指出：”城墙虽是古代防御工事，但故宫、天安门等建筑虽曾为帝王服务，如今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纪念文物。城墙不仅不妨碍现代城市发展，反而可以承担新的功能，如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或高射炮阵地。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障碍，人民政府规划的北京市界远大于旧城区，旧城墙的政治和经济阻碍早已消除，不应再被心理上的城墙所限制。”他还算了一笔账：”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用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每天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在83年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本可用于生产更多利于人民的事业，却要毁掉一件国宝文物，这不仅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

然而，这样的争辩很快结束了。历史前进的脚步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美好愿景。有一天，梁思成从城内开会回来，谈到北京市负责人的强硬表态：”谁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声音和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这一次，是科学和理性的败退。对梁思成的批判随之而来，北京城墙最终被拆毁。为保护北京城，梁思成痛哭了多次。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妨碍群众游行而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牌楼，梁思成在会上痛哭失声。直到1957年，他还在抗辩：”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提出将北京行政中心建到老城之外的”梁陈方案”。但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决。批判者指责他”为古而古”，妄图将北京老城当做一个博物馆保存起来。对此，梁思成曾对北京市负责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多年后，一位参与城建工作的人越来越理解梁思成：”梁先生不是为古而古，而是将城市的现代化与保护结合起来。”梁思成当年躺在病床上预言：”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虽然他本人没有看到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但后来者看到了这个城市日益严重的”病症”。

今天，北京城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稀缺，许多文物建筑被毁坏。在山西海拔2000多米的霍山，为寻访梁思成夫妇当年考察过的古建筑，一位工作人员驱车数小时才上山顶，而梁思成当年却花了12个小时步行上去。这位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在那个高度，我终于理解了梁思成。他实际上被一种文化所化掉了，化到他的血液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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