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我一生中最具魅力的交往对象
周恩来是我六十载公职生涯中遇见的最为迷人的人物。他身材并不高大,却风度翩翩,目光锐利如炬,神情变化万千。这位外交家不仅以超凡的智慧与能力令谈判对手折服,更凭借敏锐的直觉洞察对方心理。我与他相遇时,他已担任总理近二十二年,与毛泽东并肩奋斗更是长达四十载春秋。他成为连接毛泽东宏伟蓝图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键桥梁,将领袖的远见卓识转化为具体行动计划。同时,他通过在毛泽东狂热主张的边缘进行缓冲——至少在后者可接受的范围内——赢得了无数中国人的敬重与感激。
两位领袖的个性差异鲜明。每逢聚会,毛泽东总能以磅礴气势吸引全场目光,而周恩来则如春风化雨般温暖人心。毛泽东的激情往往令反对者望而却步,周恩来却以理性与智慧争取理解。前者言辞犀利如刀,后者分析鞭辟入里。毛泽东自诩哲学家,周恩来则坦言自己更擅长行政与谈判。毛泽东渴望加速历史进程,周恩来则善于顺应时势。他常言:”舵手必须懂得如何驾驭风浪。”当两人共处时,不仅因身份地位泾渭分明,更因周恩来对毛泽东始终保持着谦恭的态度。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对毛泽东的激进政策进行降温而非直接抵制。当美国代表团在”文革”期间见到周恩来时,这位见多识广、曾留学海外、主张与西方务实接触的领导人,自然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他究竟是推动”文革”还是遏制狂潮?周恩来能在政治上立足,正是因为他将行政管理才能用于执行那些个人可能深恶痛绝的政策。或许正因如此,他在六十年代才未像多数同时代领导人那样遭受冲击。(尽管最终他仍被日益激烈的批判所包围,1973年底实际上已被剥夺实权。)
为君主提供咨询往往面临两难:若要反对某项政策,就必须权衡改变现状的收益是否值得牺牲职位。是凭借长远眼光以含蓄的方式影响局势,还是以眼前利益为重采取极端措施?是温和渐进积累效果,还是保持高姿态?(其实高姿态未必能保住他。)邓小平后来在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时,一语道破这一困境。1980年他复出后与意大利记者奥丽娅娜·法拉奇的谈话中解释道:
“周总理一生勤恳任劳任怨。他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有时长达十六小时,一生如此。我们很早就认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同住一室。对我而言他始终如兄长。我们几乎同时走上革命道路。他是同志和人民敬重的人。”在”文革”中,”我们这些人都被打倒,幸好保住了他。在那种困境下,他不得不违心地说些话、做些事,但人民最终原谅了他。因为他若不这样做,自己也无法保全,更无法发挥调和作用,减少损失。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在我的交往中,周恩来的含蓄敏感风格帮助我们消除了中美两个曾为敌对大国建立新型关系时的诸多隐患。中美和解始于冷战时期的策略性接触,最终演变为新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双方都清楚无法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正是这种认知使对话成为可能——但我们也确立了共同目标。这些目标在我与周恩来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或许是一个政治家的最高荣耀。
当时我和周恩来在绿呢桌旁对坐时,这一切都还遥不可及。我们开始讨论和解的可能性,周恩来请我先发言。我决定避开两国分歧,仅从哲学角度探讨中美关系演变。我以华丽辞藻开场:”许多游客曾到过这片神奇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周恩来却摆手打断:”你会发现它并不神秘,熟悉之后就不会再感到神秘了。”他进一步指出,恢复友谊是发展两国新关系的主要目标——这一点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就已阐明。
三个月后我再次访华时,周恩来以两国友谊已根深蒂固的姿态欢迎我们。他说:”虽然只是第二次会谈,但我已将所想全部告知。洛德先生和马修斯小姐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们的新朋友(指我的军事助手乔恩·豪)可能还不明白。或许你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头六臂?但请看,我和你们一样,是可以坦诚交流的对象。”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他不行”,同时也有赖于他的忠诚——尽管有人批评他忠心过度。如今风浪已过,彼岸在望,他却已失去实权。他并未像邓小平那样与毛泽东政策相左,与他交往的美国人也没有发现任何背离毛泽东言论的迹象(再说,毛泽东似乎每晚都在阅读会议记录)。当然,周恩来对美代表团确实礼遇有加——既保持距离又给予尊重,这正是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也是当时中国艰难安全局势所必需的。我认为,这是为满足中国当时需要,而非出于对美国任何个人的畏惧。
周恩来或许已将与美国的关系视为长远之计,而毛泽东则认为是阶段性战术,这也不无可能。周恩来可能认为经历”文革”后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融入国际秩序才能实现振兴,但这只是我根据周恩来的行为而非言辞的推测。我们的对话从未达到私人交流的深度。一些提及他的继任者常称他为”你的朋友周恩来”,尽管这或许带有讽刺意味,但我仍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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