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文章后,至少要看两遍,竭力删去那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落,毫不可惜。宁可把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也绝不能把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写小说的终极目的,就是写人物。小说艺术的精髓,就在于创造人物的艺术。
写不出的时候,不要硬写。
不要生造除自己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
要留心观察各种事物,多看多积累,不要看到一点就写。
所写的故事,大多有一点见过或听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个事实,而是采取其中一部分,加以改造或生发,直到足以表达自己的意思为止。人物的形象也是如此,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写完后,我总要看两遍,觉得拗口的地方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让它读得顺口。如果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用古语,希望总有人能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字句,是不大用的。
总之,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认为这话非常正确,如果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义。
可省略的地方,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个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如果有分心的事情来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预想的不同起来。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达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都没有。
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它始终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
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意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
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个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写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说: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情状。
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故事,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和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
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脑到。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
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
文学家倘不用事实来证明他已经改变了他的夸大、装腔、撒谎的老脾气,则即使对天立誓,说是从此要十分正经,否则天诛地灭,也还是徒劳的。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真与美是构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的两大要素。而构成这真与美至于最高等级,便是造成一件艺术品,使它含有最高级的艺术价值,那便非赖最高级的天才不可了。
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这是说,文艺之流,从最初的什么主义到现在的什么主义,所写着的内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练的才技,造成一篇优美无媲的文艺作品,终是一样。
文艺家的眼光要超时代,所以到否虽不可知,也须先行拥篲清道,或者伛偻奉迎。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
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
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I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
风雅的定律,一个人离开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识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对,就俗;富家儿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诗,又做不好,就俗了。
批评一个人,得到结论,加以简括的名称,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
不过我在这里,并非主张文人应该傲慢,或不妨傲慢,只是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不过他们(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自立不倚赖人,此为国民所必具之意识。
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
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
故诗与道德之相关,缘盖出于造化。诗与道德合,即为观念之诚,生命在是,不朽在是。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
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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