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中国新闻先驱的卓越贡献与不朽精神

1935年10月22日，中国新闻界的先驱戈公振先生与世长辞。作为20世纪20至30年代初的杰出爱国新闻工作者、新闻理论家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人，戈公振先生的一生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1890年诞生于江苏东台，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后在上海《时报》和《申报》等媒体长期耕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33年，他远赴苏联进行为期两年的实地考察，通过大量报道向国内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前瞻性的研究视角，为我国新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撰写的《中国报学史》等著作，至今仍被视为新闻史研究的经典文献。

198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戈宝权先生的纪念文章《回忆叔父戈公振二三事》，深情追忆这位新闻巨匠的卓越人生：

“今年11月27日，是老一辈报人和进步爱国新闻记者、我的叔父戈公振95周年的诞辰，10月22日又是他逝世50周年的忌辰。回想到在他生前，我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深得他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之恩，现特借这个机会回忆一下他生平中的二三事。”

戈公振先生的人生首先展现了他终身不辍的治学精神。出身于江苏苏北东台县城的”书香门第”，他自幼聪颖过人，在家塾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东台县城唯一的高等学堂，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他完全依靠自学走上成才之路。在上海《时报》工作期间，他坚持到青年会补习英语；赴欧美日考察新闻事业时，又自学法语德语日语；即便在40多岁访问苏联时，仍刻苦钻研俄语，最终达到流利阅读和交流的水平。这种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后人。据戈宝权先生回忆，童年时叔父送给他一盒积木，盒盖内用小楷工整地题写：”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这句话成为他一生治学精神的生动写照。

在新闻事业方面，戈公振先生展现了坚定的职业信念。1913年抵沪后，他从有正书局图画部学徒做起，次年进入《时报》编辑部，历经校对、助编、编辑等阶段，最终升任总编辑，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新闻事业。在《时报》工作15年，后又在《申报》任职3年，他积极推动报纸革新，首创《图画时报》和《申报星期画刊》，极大丰富了报纸的传播形式。同时，他潜心研究新闻学理论，撰写了《新闻学撮要》《中国报学史》等传世之作，并致力于新闻学教育的推广。1935年初，戈公振先生与戈宝权先生合著了《梅兰芳在庶联》《最近庶联人民生活的一般》等通讯作品（当时他习惯用”庶联”代称苏联）。当年10月，在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归国，数日后不幸病逝，年仅45岁。这位新闻巨匠未能完成重写《中国报学史》和《世界各国报业考察记》的宏愿，令人扼腕叹息。

戈公振先生的高尚品格更体现在他谦逊谨慎的为人处世之道上。他一生光明磊落，从不追逐虚名，始终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同行后辈的提携帮助，更是他乐此不疲的事业。然而，即便如此，他仍难免遭受”小报”的诽谤和中伤，甚至在《时报》老同事包天笑晚年所写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也充斥着对戈公振先生的不实描述和讽刺之词。面对这些不公，戈公振先生始终一笑置之，从不计较。所有与他共事或有过交往的人，都深知他这种高尚的品格境界。

作为坚定的爱国者，戈公振先生始终追求进步，心系祖国。30年代初，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与邹韬奋等人共同创办《生活日报》，以民众喉舌的身份宣传抗战救国理念，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临终之际，他仍对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沈钧儒先生曾以《我是中国人》为题作悼诗：”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写至此处，沈老”泪滴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半个世纪过去了，戈公振先生”我是中国人”的铮铮誓言，至今仍振聋发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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