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室小医生：我的悲苦向谁诉

医生这个职业，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个人都会与医生产生交集，但大多数人对其工作状态和内心世界却知之甚少。正是这种认知的缺失，让名为“急诊室女超人于莺”的微博迅速走红，无论明星还是普通民众，都纷纷成为她的粉丝。即使是最琐碎的日常记录，也能引发大量转发，这背后隐藏的深层动机，或许正是医患关系紧张背景下，公众渴望窥探医生真实心态的强烈需求。

从医学院毕业到积累十年临床经验，医生生涯的初期阶段往往被形容为“悲催”的时期。高强度的劳动、微薄的收入是所有“小医生”必须面对的现实。然而，当下的中国“小医生”们还面临着更为特殊的困惑：在不受尊重的社会评价和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业前景下，他们是否还有坚持下去的必要？

超人般的付出，非人般的待遇

上午11点，上海仁济医院的电梯里，两位实习医生偶遇。女同学手中拎着洗漱用品，疲惫的神情透露出连日来的辛劳。

“夜班？”男同学关切地询问。

“是啊，刚洗完澡准备回去休息。昨晚运气不错，睡了整整6个小时，没什么事。要是轮到值急诊班就惨了，根本睡不着。”女同学回答道。

“唉，那个倒霉蛋就是我，昨晚只睡了2个小时，处理了好几个急诊。”男同学无精打采，一脸倦容。

这样的对话，并未引起电梯内其他患者和家属的注意。他们更关心的是能否挂上专家号、何时能见到医生、疾病何时能痊愈、需要花费多少费用。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医生和患者站在同一部电梯里，却彼此不理解、不信任。”医生培养周期长，工作强度大，但大多数患者仅将医生视为精密仪器，要求他们永不犯错、永不疲惫。

从医近十年，卞正乾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作息规律，练就了近乎“超人”的工作精力。即使没有值班，朝九晚五的作息对他来说也是奢望。一周能完整休息一天，他就感到非常满足。

现代社会中，像医生这样对智力、知识储备和体力都要求极高的职业已不多见。医学生周文婷透露，她就读的医学院是复旦大学唯一保留通宵自习室的校区，每晚自习室都座无虚席。小医生蒋仕林虽然已离开学校三年，但仍清晰地记得，读书期间凌晨两三点还在灯下苦读的情景是家常便饭。

学习周期长、劳动强度高、责任重大，医生付出的远不比其他职业少。但在青年阶段，他们的收入却相对较低。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成为医生通常需要博士学历，学习时间长达十年，“小医生”们的年龄大多在30出头，月收入仅三四千元。若在其他行业，同等学历或年龄的人往往已进入管理层，收入也水涨船高。

“刚工作那几年，我去参加过几次高中同学聚会，后来都不愿意去了。人家讨论买房买车、晋升仕途，我却拿着微薄的收入值夜班、读书、考试。”31岁的小医生徐文停坦言自己的困境：房子首付是父母资助的，房贷全靠妻子承担，“没地位啊！”

看似已步入职场的小医生，实际生活状态与大学时期相差无几。除了白天上班，他们还要在晚上、休息日继续学习、进修、准备各种考试。辛苦又清贫，“小医生”的真实生活，往往不被外界理解。因此，不少“小医生”选择与同行结婚，以便互相扶持。

两个世界？

小医生们抱怨职业辛苦，自认为任劳任怨，用专业知识帮助患者解除痛苦。但在部分患者眼中，医生却是冷漠、不负责任、唯利是图的群体。多年紧张的医患关系，让医生与患者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彼此不信任，矛盾愈演愈烈。

六七年前，卞正乾曾满怀热情地拍摄了一部小电影，试图让更多人了解“小医生”的真实生活。那时他刚成为医生两三年，经历了医生行业的种种现状后，觉得“有话要说”。毫无影视经验的卞正乾，带领四位实习医生拍摄了《白领日志》。当时医患矛盾已是社会热议话题，医生形象恶化已成趋势，医生自拍医生故事的消息迅速成为新闻事件。

《白领日志》中，四位医科学生到医院实习，起初都怀揣理想，立志成为好医生。但进入医院后，他们发现这个职业对专业能力要求极高，而患者却缺乏尊重。实习结束后，四人中只有一人选择继续当医生，其他人或进入医药公司，或继续深造，或出国发展。卞正乾表示，虽然现实中选择医生职业的医学生比例比影片中高，但确有很多人因职业环境而放弃从医道路。

一名在中山医院ICU实习的医学生，被患者家属殴打后放弃了医生梦想。一名眼科实习医学生曾目睹患者用录像机记录就医过程，理由是万一出事可以留作证据。医生倪诚遇到过更离谱的情况：一位高龄患者病情危急，抢救成功后再次病危，家属却坚决拒绝抢救。家属的理由是：“你们把我母亲抢救回来，住在医院，不就是想多赚几天的钱吗？”抢救结束后，倪诚出示费用清单，自费部分仅一千多元。令他痛心的是，只有拿出这样的证据，家属才会相信医生抢救病人是出于职业要求，而非牟利。

医患之间重建信任和理解，需要漫长的时间。《白领日志》播出后，仅在医生圈引起关注，因专业性缺陷，普通观众难以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改善医患关系不能仅靠文艺作品，杯水车薪。

优秀人才逃离医科

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以及频发的伤医、杀医事件，对准医生和小医生造成沉重打击。今年3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生王浩被患者杀死；不久后，北京接连发生患者刺杀医生事件。这些恶性事件动摇着医学生和小医生的决心。一名小医生坦言，丈母娘在看到相关新闻后，劝他改行。

职业环境恶化影响医疗人才储备，这句话在十年前或许只是猜测，但现在可能正在成为现实。医学院校生源的变化或许能说明问题。记者调查上海市几所重点大学医学院发现，近年来这些学校医科录取分数变化不大，主要原因是学生认为重点高校毕业后就业前景更好。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家境较好的学生越来越少选择读医科。蒋仕林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在这所老牌医学院，学生家庭多为工薪阶层。他的分析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大多因医科学业太苦、回报太少而不愿报考。

医学教育周期长是专业特点，所有国家的医生都要经历漫长艰辛的培养过程。因此，一些国家医科学生往往家境优渥，才能负担长期培养成本。普通家庭子女就读医科，家庭自然期待他们未来有较高收入，一旦收入过低且社会尊重不足，很多医学生可能选择转行。

近期在复旦大学医学院举行的“第三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华东分赛区）”上，记者调查了几所医学院校带队老师。多位老师表示非常担心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的影响，一致预测医学院校生源素质将下滑，优秀医生后继无人的状况可能很快出现。同济大学医学院一位老师直言：“医院优秀医生后继无人的状况，恐怕很快就会出现。”

复旦大学团委调研部也注意到医患关系对青年医务工作者的负面影响。他们就“医患关系如何影响我校医务青年”展开调查。被调查的医学生和青年医生普遍感到医生职业风险大。多名医科实习生描述，他们曾目睹医务人员被打，闹病房、砸诊室的情况时有发生。有实习医生表示，目睹资深医生被打后，他们感到工作中缺乏安全感，对医生职业深感失望。一些学生表示，将来选择科室时，更希望去风险小、纠纷少的科室。

“现在不是辛苦不辛苦的问题，是性命攸关。”即将成为医生的周文婷读医八年，当年报考医科是出于对医生职业的崇高向往。大五时第一次进医院实习，医生的工作环境让她产生巨大心理落差。实习结束后，她曾动过出国念书的念头，甚至已开始准备各种考试。但最终，她还是留了下来。她认为，对医生职业最原始的向往，最终促使她踏入这个充满挑战的行业。不过，她也明白，精神上的坚持很容易被残酷现实动摇。

代谁受过？

追溯医患关系紧张的源头，是医疗事故、医生收红包、过度医疗、开大处方等新闻频繁曝光。接受采访的医生都承认，医务界确实存在丧失职业道德的医生，但因少数人的丑闻就判定所有医生唯利是图，让他们感到委屈。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患者从见到医生的第一秒起就预设了医生的“恶意”，因此医生们不得不万分小心、保守谨慎。但医学是如此特殊的专业，科学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很多治疗不可避免充满风险，医生的过分保守并不利于治疗。小医生们更是深受这种紧张关系之苦，卞正乾回忆刚做医生时，老医生会鼓励他多尝试，而现在的老医生带小医生，提醒最多的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缺少练习机会，医生成熟的过程被拉长，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

在医生看来，大多数医疗纠纷并非医生或患者的错，而是双方都在“代人受过”。患者对治疗效果期待过高是引发纠纷的常见原因。周文婷在实习中目睹了一次纠纷全过程：一位外省患者因眼部疾病到上海著名医院求医，因家境贫寒，病情拖了很久才就诊，情况已非常危险，若不及时手术可能失明。医生为患者手术，术后恢复到模糊视力。半年后，患者找到医院哭闹，称医生未治好眼睛，现在看东西看不清楚。

这样的家庭，到上海做一次手术可能花光全家多年积蓄，如此大的代价，让患者对手术效果的期待是恢复到过去的视力。周文婷表示，医生已尽最大努力，但医疗技术有限，面对这样的故事，医生也很无奈。

更多纠纷源于“看病难”。患者排一个上午的队，到医生这里可能只有几分钟问诊时间，病人自然不高兴。周文婷认为，患者的抱怨可以理解，但医生并非故意缩短时间。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好医生、好技术高度集中在大城市三甲医院，导致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能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事实上，患者的怒气，也许只需要医生多几分钟关切的交流就能化解。因为医务人员态度而引发医患纠纷的情况在三甲以下医院会好很多。徐文停和蒋仕林是上海建工医院的骨科医生，在这家企业办二甲医院，患者人数相对较少，医生有更多时间与患者详细交流。“术前谈话至少半小时，有时一个病人要谈很久，把风险、预后都交代清楚。跟患者讲得越多，他们越能理解手术，也越能理解医生的工作，他们会感到医生是跟他一起努力解除病痛。”

患者很容易将看病难、看病贵的怨气发泄到医生身上，因为唯有医生是明确的目标，而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真正原因，患者看不见摸不着，无从责罪。医生们自己也理解这一点：“我生病看医生时，也觉得排队很长，医生很冷漠。”

患者怕医生不负责任、开大处方；医生怕患者无理取闹甚至动刀子。医患关系到今天，似乎已走进死胡同，这样尴尬的境地给年轻医生的培养带来巨大阻碍。如果不解开这个死结，我们老了，到哪里就医？我们的孩子又到哪里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