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I的态度从长期乐观转向“刹车”，这是比尔·盖茨近日在个人网站发布长文及接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专访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他的判断罕见地悲观：AI已在生物能力、网络攻击、心理社会影响、破坏就业四个维度跨过临界点，失控风险也出现迹象，而“整个行业之外，几乎没有人讨论”。曾经的AI乐观旗手，如今成了当下最刺耳的警报拉响者。
从“AI时代已开始”到“动荡时代已到来”。地点在华盛顿州柯克兰的Gates Ventures会议室，窗外是游艇与奥林匹克山脉的宁静景色，窗内却是比尔·盖茨的焦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手记中写道：“景色如此美好，信使却一点都不平静。”同一天，盖茨在Gates Notes发布长文《动荡的AI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至关重要》。这是这位曾经的“AI乐观旗手”，第一次系统性踩下刹车。
文章开头，盖茨坦承自己的身份：“我这辈子只干过两份工作。第一份是开发软件，第二份是2008年起的慈善事业。”他也坦承，投资与微软和AI公司仍有联系，“读者得自己判断这是否遮蔽了我的观点”。这种自我怀疑反而让随后的警告更具分量。2023年3月，他写下《AI时代已经开始》，将AI比作手机和互联网，称其“具有革命性”。而2026年的新长文，基调完全变了：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向AI时代的过渡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
触发点在于2025年第四季度，Claude Code、上下文缓冲区、智能体方法以及底层模型本身的进展，让编程能力跨过了一个“巨大的临界点”。几个月后他才意识到，那不只是编程的临界点，同时也是一个网络攻击的临界点。他分析，人们之所以低估AI的影响，是因为模型仍在犯错，但可靠性问题正在被快速解决。更重要的是，过去的技术经验在这里失效了。个人电脑花了二十年才显著改变工作方式，而AI使用自然语言，能适应人类。“我们不必适应它，因为它能适应我们。”他把这个判断浓缩成一句话：“这一次，真的不一样。”
盖茨警告的核心，是一个时间错位的问题。多年来，行业反复承诺“接近临界点时，我们会认真研究如何让技术‘只落在好人手里’”。但“现在，那一刻到了。”盖茨说，“我们的答案却是‘自愿审查’。”他在专访中将已经跨过或正在跨过的风险归为五个维度：生物能力、网络攻击能力、心理社会影响、破坏就业能力，以及失控风险。
在就业方面，盖茨给出了三个参照数字：约50%的就业市场由规则清晰的“非经验型”工作构成，AI能做得更便宜、更好；机器人一旦跨过能力临界点，可能“砰”地一下影响近30%的就业市场；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失业率约为25%，而AI带来的冲击“不会随经济周期消失”。这种冲击已经露出苗头。白领岗位正在“温和地”被波及，而年轻人处境尤为艰难。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升至12.4%。盖茨担心，年轻一代是最活跃的AI使用者，也难怪他们对AI的观感如此负面。
盖茨的药方颇为激进，几项制度设想未必成熟。第一，人类保留岗位。由社会约定，某些工作即使AI和机器人完全有能力完成，也仍只允许人类来做。他把这类岗位类比为“自然保护区”，甚至建议参照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用关税让“必须由人类生产”的商品在各国间公平竞争。第二，机器人税与token税。让“替代者”为转型买单，用于帮助因AI失业的人。第三，对分子模型强制监控，并与中国合作。他主张美国明确规定任何能设计新分子的模型都必须接受监控，然后去跟中国谈达成一致。
他并不否认AI的巨大好处，如加速清洁能源、癌症治疗与新药研发。但问题在于，好处与风险在同一个时间点抵达——“我希望世界能快速获得好处，同时尽可能推迟问题，但两者正同时到来”。
行业为何沉默？盖茨指出，过去政府是前沿技术最重要的采购者，而今天政府既不是AI最重要的买家，也不是主要研发资助者。行业方面，公司因融资需要而选择对外说好话，承诺过“接近临界点就采取措施”的公司，现在却选择沉默。这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真空：行业不愿管，政府不会管，“谁都不管”便成了默认状态。
面对尖锐质疑，盖茨回答里带有罕见的自省：“我是一个亿万富翁，我的钱来自科技行业。某种程度上，这反而让我现在说这些话更有说服力。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站出来批评创新本身，是很反常的。”他感叹：“我居然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最后变成我比很多人都更大声地拉响警报。”盖茨的警告未必全部正确，他的政策建议也未必可行。但真正的危险，或许不在于AI本身，而在于我们集体学会了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