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描绘了中国家庭财富正在经历的一场深刻结构性变革。报告测算,中国家庭总资产约为730万亿元,在经历了连续六个季度的下滑后,总量已止跌企稳。然而,总量的筑底并不意味着扩张周期的重启,真正的变革在于资产内部结构的调整:长期以来作为家庭财富压舱石的房地产权重持续下降,金融资产正逐渐占据舞台中央。
数据对比显示,2021年中,中国居民房产占比为67%,现金及存款占16%,其他金融资产占15%;预计到2026年一季度,房产占比将回落至52%,存款上升至25%,其他金融资产提升至20%,居民直接持股比例小幅升至6%。值得注意的是,资产占比的下降并不等同于居民大规模抛售房产转战资本市场。这既包含部分房产估值被动下行带来的权重稀释,也反映了在风险偏好收缩的背景下,家庭倾向于增加存款以构筑安全垫的现实选择。目前,大多数家庭的首要诉求依然是安全感,而非盲目涌入权益市场。
此外,报告指出,房地产的广谱财富效应在短期内难以被金融资产完全替代。目前超九成家庭持有房产,但仅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参与股市交易。这意味着,一旦房价走弱,几乎所有家庭的消费信心都会受到冲击;而股市上涨的红利覆盖面相对狭窄,主要集中在已入市的群体。因此,即便长期配置方向已发生偏转,核心城市楼市的企稳对于修复全社会居民信心、稳定消费预期依然至关重要。
在资产结构重塑的另一面,居民部门主动去杠杆的进程仍在持续。按揭贷款与短期消费贷余额的收缩,反映出许多家庭仍在优先偿还债务,主动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从宏观指标看,中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约为59%,横向对比美日尚不极端;但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约45%,折算后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例高达140%。这一数据揭示了现实困境:偿债压力依然是制约消费反弹的硬约束。虽然降息和贴息能起到一定缓冲作用,但仅靠货币宽松难以快速扭转居民优先还债的行为,消费复苏终究离不开居民收入预期的改善。
从全球视角审视,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家庭在股票和基金类金融资产上的占比仍有不小差距。这种差距的形成并非偶然:过去二十多年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房价持续上行形成的“买房致富”示范效应深入人心;不动产看得见摸得着,契合大众对安全感的诉求。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较短,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散户盈亏震荡的体验让许多家庭对权益投资心存顾虑;加之过去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完善,居民更愿意用房产和存款充当风险缓冲垫,多重因素造就了过去以不动产为绝对重心的资产格局。
如今,随着城镇化节奏放缓、房价上行预期弱化以及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储蓄资金正天然寻找更高收益的出口,存款搬家已现苗头。但参考美日历史经验,从不动产向金融资产的迁移注定是缓慢且不均衡的,高收入群体往往先行受益。若制度建设跟不上,财富分化的风险不容忽视。
这引出了最核心的命题:若希望国内居民持续主动提升股票与基金的配置比例,最关键的前提是A股市场能够长期创造稳健且明显的投资回报。居民的大额存量资金不会单纯因政策引导就自发大规模入市,只有普通百姓通过基金、股票获得实实在在的长期收益,形成正向的财富示范,存款搬家才能从潜在趋势落地为现实行为。
而持续稳定的市场回报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上市公司治理、分红机制、退市制度、投资者保护等一系列市场规则持续打磨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任重道远。高盛预测,到2035年中国居民的股票占比将升至11%,保险升至10%。这一预测成立的前提,不在于存款利率有多低,而在于上市公司能否将分红、回购、退市和治理做成硬约束,中长期资金的权益比例和个人养老金额度能否真正放开,以及造假成本和集体诉讼赔付能否落到实处。
修通渠道容易,修出回报难。只有当居民敢于将三年不用的钱投入市场,且不需要每天盯着账户看时,配置比例才会真正提升。在那之前,从存款搬出来的资金,第一站往往是理财和保险,股市拿到的只是溢出资金,而非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