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的绯闻曝光后,英伟达股价周一一度重挫逾8%。尽管收盘时跌幅有所收窄,但周二继续大幅下探,且反弹乏力,最终收于当日低点。成交量方面,连续两个交易日均超过4亿股,约为平时的4至5倍,呈现出明显的放量下跌态势。这反映了华尔街机构对事件不确定性的担忧,以及避险情绪的升温。
此外,有媒体披露猎头公司可能已开始物色英伟达CEO的潜在继任者,以防董事会未来决定撤换黄仁勋时有备无患,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负面情绪。尽管此类猜测看似八卦,但熟谙美国商界运作的人都明白,因重大丑闻导致CEO被撤换,是一种成熟且高效的危机公关手段。这不仅有助于迅速将企业声誉与个人行为切割,也能向投资者、客户及内部员工给出一个明确的交代。回顾过往,此类案例屡见不鲜。英特尔前CEO科再奇因与员工存在自愿亲密关系并被证实违反公司政策,于2018年被撤换;麦当劳前CEO伊斯特布鲁克因与员工关系及随后在调查中隐瞒事实,不仅被董事会解职,还遭SEC罚款并禁任;惠普前CEO马克·赫德因与承包商的关系及报销问题辞职,导致惠普盘后股价暴跌,数月内累计下跌约15%;波音前CEO史东赛佛则因与女性高管的婚外情被董事会认为损害了公司道德形象而被迫辞职。当然,也有反例。例如,贝索斯在2019年婚外情曝光后并未因此下台;马斯克和比尔·盖茨也曾卷入私生活争议,但均未因此被撤换。
此外,引发外界猜测的关键因素在于英伟达的治理结构长期缺乏明确的“第二把手”。黄仁勋以高度扁平化的管理著称,一度有数十名高管直接向他汇报,公司约60位高层主管均可直达他本人,他深度参与日常运营。这种结构在高速增长期效率极高,但一旦核心人物出现治理风险,公司便显得缺乏缓冲机制。Bernstein分析师直言:“黄仁勋就是英伟达,英伟达就是黄仁勋。”
媒体列举的潜在外部人选包括AMD CEO苏姿丰、ARM CEO哈斯;内部可能人选则包括CFO克雷斯和副总裁巴克等人。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姿丰。甚至有观点认为,论能力她敢称第二,无人敢称第一。然而,AMD与英伟达是直接竞争对手,且她与黄仁勋存在亲属关系,转任难度较大。哈斯曾在英伟达任职7年,对行业和公司文化更熟悉,被部分分析认为相对合适。内部人选方面,CFO克雷斯熟悉财务与运营,可能适合担任临时替代者,但缺乏黄仁勋的工程背景和产品愿景。副总裁巴克参与了CUDA的创建,长期负责数据中心与超大规模AI业务,被视为更有分量的长期候选人。尽管黄仁勋两名子女在英伟达任职,但能否胜任更高领导角色仍存疑问。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黄仁勋的案例比上述CEO被撤换的案例要复杂得多,触发撤换的门槛也高得多。除非独立调查、国会质询或股东诉讼发现实质性的利益冲突、隐瞒披露或出口合规问题,否则董事会更可能采取“留任+调查+降温”的策略,而非仓促换帅。英伟达董事会已明确表示,黄仁勋将继续担任CEO,不会中断履职。另一方面,外部力量也在托底。特朗普公开表态支持黄仁勋,马斯克、红杉资本等硅谷核心圈也纷纷发声力挺。在AI竞争被视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黄仁勋的“不可替代性”被反复强调,这本身构成了一种政治护城河。预测市场也给出了相近判断:Kalshi和Polymarket数据显示,黄仁勋在2026年底前离职的概率约为13%至15%,留任概率约为85%至87%;即便拉长到2027年底,离职概率也仅约17%。
从暴跌后的估值指标来看,英伟达的PE和PEG均已处于较低水平,理论上存在超跌反弹的可能。但在事件未明朗之前,即使出现反弹,大概率也是技术面修复,而非资金重新认可公司基本面。毕竟,相比利空因素,资本更恐惧不确定性。若想英伟达出现暴力反弹,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股价已跌至极低位置,二是调查结果证明黄仁勋只是犯了“凡夫俗子”的道德错误,但绝无违反合规或安全法律的实质行为。
